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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重大专项:四分之一经费用于研究生物安全

2016.5.03

  “20年来,我国转基因技术发展,特别是重大专项的实施逐渐使我国与国际缩短了差距,但远远没有实现对农业产业发挥作用,这其中有科技、社会认识、国家政策、国际舆论等多方面的原因。但作为一项技术,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并引领其发展。” 28日,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召开“农业前沿生物技术前瞻”圆桌会议,与会专家如是表示。

  “我们应该放眼全球和未来,紧密结合农业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和问题,对农业前沿生物技术进行判断和部署,对相关技术进行研讨规划。” 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主任贾敬敦认为。

  本次会议上,数十名生物技术专家学者以及科技部办公厅、重大专项办、农村司的管理人员,围绕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热点及应用潜力、监管程度和公开情况等进行交流探讨,并就“十三五”农业生物前沿技术发展提出建议。

  基础研究并跑和领跑并存

  “农业前沿生物技术是21世纪发展最快、应用最广、潜力最大的战略高技术之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尹伟伦说,它是推动新一轮农业产业革命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林敏表示,近年来,以生物组学(如功能组、代谢组、单细胞测序、环境宏基因组等)、新一代育种技术如基因组编辑技术、人工染色体技术、合成生物技术及生物大数据等为代表的前沿生物技术发展迅速,并广泛应用于农业领域,为解决全球性粮食、环境、健康、能源问题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技术支撑作用。

  相关统计显示,2013—2015年,以水稻为材料的生物技术领域,发表在《自然》《科学》杂志的论文,67%都是由中国科学家在本土独立完成的;在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五大作物领域发表的生物技术论文中,中国在水稻和棉花发表论文数名列第一,其他均位列第二。

  中国农业科学院万建民院士认为,近年来,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取得长足发展,尤其是在基因组学、基因功能等前沿基础研究方面,在国际上处于并跑和领跑阶段。

  产业化方面尚存差距

  我国在生物技术产品研发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抗虫水稻、抗虫棉,抗虫抗旱的玉米等重大产品都已具备产业化的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产业化方面受到限制。”万建民表示。

  在生物技术领域,与国外相比,我国拥有一批在世界上顶尖的科学家,政府给予很大支持,科研单位也有较好的研发基础。

  “与国外的差距,不是技术研究,也不是产品研发,而是缺乏从事生物技术产业的顶级企业参与,生物技术发展的市场前景没有激发起企业的兴趣。”万建民认为。

  “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可能要依靠一些公司来推动,通过科学发展脉络会发现,技术使对基因的控制越来越方便、精确,但是理论也好,技术也好,终极目标是产业化,我们国家科技投入已经让一些发达国家羡慕,能不能产生期望的效应,还是令人担心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罗云波说。

  中国农业大学戴景瑞院士也认为,目前,转基因技术并未完成历史使命,产业化应用和国外尚有差距,需要在“十三五”“十四五”进行系统布局。

  科技支撑使安全风险可控

  “中国目前的转基因重大专项里,已投入了25%的经费用于研究生物安全,在所有重大研发计划对安全性研究投入比例中是最高的。通过重大专项的支持,我国已经建立了转基因国家安全监管体系、安全服务体系和平台,培养了一批掌握技术的人才队伍,我们有能力确保转基因产品产业化的安全。”万建民说。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实施以来,形成了高精度、高通量和高效率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检测监测的技术体系。我国已建立了转基因作物的多年、多点生物安全评价和检测监测网络,完善了转基因产品环境、使用安全评价和检测监测技术体系,强化了抗虫棉花、抗虫水稻、转植酸酶玉米、抗除草剂大豆环境释放后的全程安全监测、评估技术体系。

  “比如,美国准备把没有经过批准的一种转基因抗虫玉米出口到中国,结果就在海关被查出来了,这里用的就是转基因重大专项研发的技术,实际上,以往在转基因安全管理方面的技术壁垒已经没办法控制中国了。” 万建民说。

  除了转基因安全监管体系,转基因安全性评价也至关重要,我国对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评价尤为严格和谨慎。

  “在转基因方面,我们有过硬的产品,水稻甚至是领先的,但是还不能推出产品,这就在于政府部门对风险控制的严格把控。”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桢说。

  “但在生物技术安全管理上,国际方面也有所松动,一些主流科学家认为,一部分基因编辑技术,没有涉及到外源基因,管理没那么严格。但是也有争议,欧洲的一些科学家强调要注重过程而不是产品。”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说,“一位美国农业部官员透露,美国在转基因监管方面将有新政策出台。以基因组编辑为重点的新技术是否还要监管和审批,正在制定相关新政策。美国的转基因油菜等已通过审批可以投放市场,这种发展的势头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中科院院士桂建芳也认为,基因组编辑技术成功以后,一些社会学家也意识到,没有必要进行严格的控制,这对农业育种技术带来了新的突破,可使生物农业实现可控、安全、精准,将成为历史性的转折点。过去一些转基因技术,尽管趋向成熟,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严格进行把控,但这也拖了后腿,至少从政策决策方面,产生了滞后的效应。

  需要其他学科协同发展

  贾敬敦认为,生物技术有三个重要的研究方向:DNA结构研究、功能结构和DNA重组技术。大家熟悉的转基因技术是DNA重组技术的一角,上世纪90年代中期,植物领域的转基因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进入商业化,在微生物领域开展了应用,动物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如今,转基因技术已走过20年,而生物技术仍在蓬勃发展,基因编辑技术已进入第三代发展,诸如此类的新技术也已成为备受大家关注的热点。

  农业生物前沿技术站在历史转折点,世界生命科学生物技术正处于重要转折期,DNA重组技术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并将对遗传物质创新利用发生重大影响。贾敬敦说,中国作为科学研究大国需要对生命科学,尤其是对符合农业发展形势的生物技术要有系统分析、科学探讨和及时部署。值得关注的是,世界生命科学特别是认知领域的研究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涛认为,前沿生物技术需要其他学科的协同发展,比如生物传感器、分子传感器的发展,需要光电、信息化、智能化的支持,前沿生物技术一定要和其他高新技术协同发展才更有生命力。

  针对我国农业前沿生物技术未来发展,林敏建议要从前沿基础研究、集成创新研究和宏观战略研究三方面加强。对我国来说,加强农业生物技术的基础性研究,重点是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如重点发展农业应用组学技术、合成生物技术、生物信息技术和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等,提升我国农业生物技术核心竞争力。此外,要加强集成创新和宏观战略研究,不仅要实现重点突破,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农业生物技术集成创新平台,创制新一代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等。

  在朱桢看来,转基因技术仍是育种的主流技术手段。但同时,DNA编辑技术、基因组关联研究、精准农业、废弃物利用等生物前沿技术也蓬勃发展。如精准农业技术是大的系统整合,涉及育种、遥感、气候、传感器、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技术,在大面积的耕地上施肥、打药、浇水,这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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