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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范德堡大学Nature子刊癌症研究新成果
来自中山大学癌症中心、范德堡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确定了三个与大肠癌相关的新遗传“热点”。研究发现在线发表在12月23日的《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杂志上，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大肠癌生物学的新认识，有可能指出了该疾病新的治疗靶点。
领导这一研究的是华人科学家郑苇(Wei Zheng)教授，其现任范德堡大学Ingram癌症研究中心教授、分子流行病研究室主任，亦为美国NCI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等多个协会会员。其主要研究方向为肿瘤流行病与分子流行病学。近五年完成或参与美国国家级科研项目共18项，发表SCI收录的高水平论文148 篇，具有极高的学术威望。中山大学为这篇论文的第一研究单位。
大肠癌是全世界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发病率尤其高。遗传学在散发性和家族性(遗传性)形式的大肠癌中起重要作用。然而，当前只有 6%的大肠癌病例可以通过罕见的遗传变异来进行解释，这些变异已知导致了大肠癌高风险(正如在家族性形式的大肠癌中所见到的)。
以往关于大肠癌遗传基础的研究已经确定了一些变异，然而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在欧洲或高加索人群中完成。
郑苇教授说：“检测不同的种族群体非常重要，因为种群之间存在着遗传结构的差异，这会使得在一个种群中确定的变异无法解释其他种群的风险。由于遗传结构的差异以及潜在的环境接触，在非欧洲种群中开展研究可能更容易发现一些风险变异。”
2009年，郑苇及同事们在几个亚洲国家建立了“亚洲大肠癌协会”(Asia Colorectal Cancer Consortium)以寻找疾病的新遗传风险因子。该协会包括了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群体。
采用一种称为“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的方法，郑苇及同事们开始寻找与这一疾病风险相关的常见变异。
从来自2,098个大肠癌病例和5,749个对照的遗传数据中，研究人员确定了64个与大肠癌相关的变异或“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
研究人员随后在另一组样本中复现了这些研究结果，将疾病相关变异的数量缩小至4个。在这4个变异中有3个也与一个较大的欧洲样本的大肠癌风险相关。
郑苇说：“这项研究结果与亚洲和欧洲种群均具有相关性。有趣的是，以往在欧洲裔群体中开展的研究并没有发现这三个易感位点。”
郑苇指出这一研究突显了在非欧洲种群中开展遗传研究，充分揭示包括大肠癌在内的常见疾病遗传基础的重要性。
尽管目前对于这些新发现的易感位点的确切功能还不是很清楚，这项研究发现了定位在靠近风险变异的区域中的几个重要基因。例如，一个风险变异定位靠近 CCND2基因，CCND2基因编码的cyclin D2是调控细胞周期的cyclin蛋白家族的一个成员。人们一直以来都认为细胞周期蛋白(Cyclins)与癌症相关，但是对于CCND2基因的研究却非常有限。因此，当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有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他细胞周期蛋白和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cyclin-dependent kinases，CDKs)在癌症发生中的作用
郑苇说：“这些新发现非常令人感到兴奋。它们必定会促成未来进一步研究这些区域的生物学，以及这些研究发现在癌症预防和治疗中的转化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