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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尧：大学何以去行政化
大学行政化恣意蔓延实在是危害大学的生命。而在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下，要去行政化，大学将面临打破既有权力和利益格局后陷入混乱的风险；不去行政化，大学将面临背离大学本质被行政权力淹没成为官场的危险。大学去行政化是耶？非耶？我们不能感情用事，需要冷静思考。
何谓行政？有两层含义：第一，指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机构，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以决策、组织、管理和调控等特定手段发生作用的活动。即行政是指国家职能中，除了立法和司法以外的全部职能的总称。第二，指机关、企业、团体等社会组织内部的管理活动。即行政是一定的社会组织，在其活动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组织、控制、协调、监督等活动的总称。大学作为社会组织，既要接受政府的行政管理，自身也有行政管理活动。
何谓大学行政化？综合各方观点主要指：第一，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干预日益强化，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也就是说，大学成为政府行政机构的延伸，过多接受政府的行政管理，失去了大学的独立性。第二，大学内部管理高度行政化，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也就是说，大学内部的所有资源配置，无论是经费分配、专业设置、招生计划、职称评定、研究课题、教学方案等学术事务，一律由以校长为中心的行政管理系统控制，教师失去了学术权力。
大学行政化，在不同的大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其表现形式各种各样。当前，大学的行政权力不仅象征着身份与地位，也决定着对教育资源的占有能力。
“官本位”已经成为大学的主导价值取向，其后果是大学很像官场。追求自由平等独立思考的大学，学术研究忌急功近利，而“官本位”的校园氛围使许多优秀学者被大量的考评、会议、填表等事务缠身，而用于教学与科研的时间大大减少，严重破坏了大学与学者的发展环境。
大学行政化程度愈来愈深，事实上已经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否定了教师的主体地位，不仅使大学按照教学与科研规律自主办学和管理创新的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使真正追求真理的教师在大学中不断边缘化。在日趋行政化的过程中，行政管理活动既成为手段，也成为目的，并取代学术活动成为大学的核心，由此衍生出“官本位”这种与大学本质相悖的怪现象。
实际上，正如世人所担心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风气的恣意蔓延，不仅会过早结束有为学者的学术生命，也会伤害学术群体利益，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没有好处。更为严重的是学生庸俗化，本科生学会了行贿教师换学分，研究生忙于为“老板”做项目而无暇学业，有些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验田”或“微型名利场”。
大学行政化历来备受诟病，并被公众认为是当下大学乱象之根源。为什么会如此呢？从根本上讲，源于几千年来的传统“官本位”思想作祟。今日人们的价值取向是：一个人在学术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如果没有个“一官半职”，既无法证明自己是杰出人才，也还没达到最终的功成名就，所以要追求官职。
有人认为，第一，大学管理体制助长了官僚阶层的形成。大学所有行政人员都参与评定职称，于是“官僚成员学术化”，进而出现“学术职称官僚化”成了大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第二，官职与官阶作为奖赏品成为普遍现象。当一位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上有了一定的成绩，学校大多委以一定的官阶与官职以示奖赏，这一行为是大学的普遍现象。第三，大学的经济、名誉等利益向官僚倾斜。大学内部福利分配和课题申请、职称评定、年度优秀、教学先进等名利方面的事务，一般由官僚阶层掌管，人性决定了大学名利机制的趋向必然是官僚阶层，从而引发了曾经出现于某大学中的44位教授竞争一个处长职位的崇官、趋官、求官的怪现象。
众所周知，大学的本质是研究高深学问、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场所，大学的组织属性是学术共同体或学者共同体。从大学自身的逻辑来看，大学的管理应该是教授治校、大学自治，而不能也不该行政化；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来看，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不能也不该被政府高度管制和主导。而这些都不是官本位的行政化所能承载的。今日社会对大学去行政化的诉求，正在考验着政府与大学决策者的智慧和勇气。
由于大学行政体制与国家行政体制密切联系，大学去行政化的前提是国家决策层对大学本质认识的改变，以及国家行政体制改革，这无疑是一次涉及教育观念、制度、文化、利益格局的思想和制度革命。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了逐步取消大学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从政府转变职能入手，打破大学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依法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建立法治框架中大学和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创新校长选拔机制，在大学理事会的领导下，组织专门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按照校长任用要求选拔、任用校长。此外，还要尽快去除大学的“官味”：一方面，要从社会环境的层面着手，淡化社会对大学业已存在的功利思维，为大学培育大学精神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要从大学管理核心层抓起，改变用“官场”的眼光去审视大学的固化思维，在大学内部实行官学分离，建立良性的学术生态，使大学真正变成充满活力、厚德载物的人才培养摇篮。
今年2月28日《广州日报》发表徐锋的文章《畅想“去衙门化”后的大学……》，这样描绘大学去行政化后的图景：一方面，去行政化的大学将迎来难得的清新空气。首先，治校者从“官员”变为教育家，森严有序的学校官场注入了自由辩论、民主决策、科学论证的因子。其次，学校行政序列不再是吸引教授削尖脑袋争夺的香饽饽。行政者，服务于教学和学术也；教师者，立足于教学和学术也，二者各归其位。另一方面，2010年两会期间，针对《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逐步取消大学行政级别”，不少名校校长一方面强调不看重自己有多高的行政级别，一方面又认为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大学无法与社会对接。
有人认为，大学校长对去行政化是叶公好龙，有人觉得大学校长口是心非，实际上很在乎部级、厅级的地位。其实不然，校长所说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大学越来越步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带，早已不是世外桃源，让大学重新装扮成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显然不切实际，不仅难以发挥大学引领社会的作用，也无法给大学营造一个健康发展的空间。大学的行政级别只不过是确定大学世俗定位和规范大学权力分配的一种方式，取消也好保留也罢，显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行政化的积弊。在这个业已成熟、结结实实、纵横交错的“级别社会”之中，单单把大学行政级别取消，大学与社会沟通对接怎么解决呢？因此，大学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需要谨慎、需要智慧、需要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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