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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泛滥成鸡肋 出现“有研无讨”三怪状

2011.5.06

  近日参加的一次学术会议让一名年轻的科技记者目瞪口呆。

  这是某部委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开幕式上,足足一个多小时,各国代表轮番上阵,大赞头天的晚宴菜谱,由于完全听不到与学术相关的内容,许多与会者甚至选择到外面喝咖啡。

  其实,如今的学术会议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嘈杂声音。

  本世纪初,我国学术交流活动逐渐跨入繁荣期,每年举行的学术会议数以千计,与之相伴的则是一些学术会议泥沙俱下,偏离学术会议的本义。

  天津大学一项专门针对经常参加学术会议的专家学者和学生的调查表明,只有38.89%被调查者对会议质量满意,国内举办的国际会议质量相对较高,在很多人看来,国内的学术会议更是渐成“鸡肋”。

学术会议泛滥

  近十余年来,我国学术交流跨入繁荣期,由此也难免伴随着泥沙俱下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原校长饶子和院士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感慨:如果所有在中国国内召开的“国际会议”的邀请函都接受的话,一年到头恐怕不是在会场,就是在赶往会场的路上。

  “每天打开邮箱,最多的就是各类学术会议的邀请函。”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闵应骅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初次接到国际会议的邀请函时还觉得有些了不得,现在他除了与专业相近的会看上一眼,其他的直接删除。

  这些感慨的背后,是我国10余年来学术会议的泛滥。

  有媒体报道,近年来,每年组织的学术交流会议(包括国内会议和国际会议)逐年递增,由2004年的2962次,2005年的3193次增加到2006年的3427次。参加会议人次也逐年攀升,2006年达53.9万人次。

  其中,国内学术会议数量不断增加,从2003年的2146次,上升到2006年的2968次;参加会议人次也不断扩大,由2003年的26.53万人次上升到2006年的44.13万人次。

  在我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数量也在急剧上升。在一线城市大酒店门口, “热烈庆祝某某国际会议举行”的炫目条幅更是随处可见。

  武汉一位学者以中国科技会议在线上的数据做了专门统计:2006年为792次,2007年为1022次,2008年这一数字猛增到2165次,2009年突破了3000次,国际间的交流日趋频繁。

  学术界,一个故事广为流传。

  几年前,在青海省举办的一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论坛上,主办方特别邀请两位“外国专家”演讲。但这两位“洋专家”的表现实在令人大跌眼镜,其中一位是当地某大学的英语外教,对论坛主题并无研究,演讲文章“借”自相识的老师;另一位“洋专家”原定下午发言,上午露脸后便不见人影。原来,这位“洋专家”一开始就要求只旁听、不发言。

  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国际”有时只是一件唬人的外衣。

  每次参会都会坚持到底的“老科研”闵应骅对此有着不少观察,国内不少打着国际旗号的学术会议,名字又大又空而且长得神似,但质量并不高,有人弄个项目,扛起一个旗帜,若是请来了在国外工作的中国人就可算是第二国的,再拉几个金发碧眼的人捧场,就敢冠名“国际学术会议”了。

学术会议“有研无讨”

  领导和知名学者高高坐在主席台上,哪有平等交流

  闵应骅研究员发现,不少学术会议还常常出现一些“有研无讨”的怪现状。

怪现状之一:开幕式热闹,学术分组会难找人。

  很多学术会议开幕式,都有学会秘书长、承办大学的校长、专家委员会的领导参加。他们坐在主席台上,面对着大家,讲一番客套话,照完相就走了。

  有一次,闵应骅自己的一个博士有一场小组交流,他特意赶去观摩,却发现这个分会场只剩下10多人,而当天的大会与会人员数以千计。

  闵应骅感慨,“这哪是学术会议呀,分明是一场领导与群众的见面会。”

怪现状之二:特邀报告一大堆,学术讨论少。

  在闵应骅研究员看来,学术会议本来是讨论学术的地方,现在国内的学术会议,特邀报告却特别多,两天的会议,报告甚至占了两个上午,实际上,常常是请几个院士、名人瞎扯一通,大谈“战略”。

怪现状之三:真正的论文作者不报告,请学生代读。

  好几次,闵应骅在分组讨论时提问,却发现一旦将PPT上的内容展开,演讲者常常支支吾吾,一问三不知,事后才明白,原来论文作者或指导老师常常不来参会,而是请一位师弟或者自己的学生代为宣读论文。

  有着与闵应骅类似体验的专家不在少数。

  武汉一所重点大学的张教授感慨,官员们一般在开幕式上露一面就走,不参加后面的学术研讨,尽管有些学术研讨内容很精彩。

  论资排辈的现象更是根深蒂固。

  张教授介绍,一些学术会议的安排上,报告人大多按照是否院士、名牌大学博导等身份排序,而不是报告的重要性、新颖性。有一次,一位学术大腕从资深研究的领域扯到别的话题,远远超过了规定时间,主持人也没有勇气去打断,最后因为拖得时间太长,竟然连讨论的时间都砍掉了,“一伙人直接去了餐厅”。

  在闵应骅看来,“领导和知名学者高高坐在主席台上,这本身就和学术会议平等交流的初衷背道而驰”。

  曾在国外研究多年的闵应骅介绍,在国外,学术会议如果有地方官员会是一件荒唐的事情,会议中也没有主席台,只设立一个主持人席,即使是科学家里的“大牛”,也与一般会议代表一样,坐在台下,认真听会,参与交流和讨论。

学术会议变身集体旅游?

  旅游胜地成了一些与会人士的参会首选

  “会后安排港澳考察活动四天三晚,会后台湾考察八天七晚……”这是年前一次学术会议邀请函上的附注。

  滑稽的,会议时间只有短短两天,而开会地点甚至并不在港澳台附近。

  事实上,这样的信息百度搜索里随处可见。

  2009年7月,全国某行业仪器及其应用学术会议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附带的会议指南中显示,会议专门安排了青海湖和西藏两条路线,会议时间只有一天,而在西藏路线旅游中,包括了布达拉宫、大昭寺、拉萨最古老的街道——八角街,次日到林芝地区,单边的行程就在六七个小时。

  学术会议还是集体旅游?有人由此质疑。

  武汉大学一位教授亲历过这样一幕:在海南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些代表报到之后就不见人影,300人的大会开幕式快开始了,才有不到50人出现,主办方一下着急了,紧急抽调一批学校的学生干部凑数,让领导讲讲话、记者拍拍照,勉强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

  而就在这位教授所在的分会场,原本应该是50人的规模,最后只来了3个人,一场学术交流只谈了半个小时,大家都觉得没意思,就草草收场加入到逛景点的队伍里去了。

  这位教授说,现在各种会议越来越多,除了少数全国性的学会主办的会议外,会议质量的确很差:会议主题宽泛、参会人群复杂;多数人是为了旅游而来,甚至有些人决定参会与否的理由是“这个地方去没去过”;会议开到最后阶段,只剩下比较老实的研究生和主办单位的听众。

  旅游成了这类学术会议的惟一主题。

  北京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专家坦承,这几年,自己慢慢也养成了一个“坏毛病”,接到邀请函一般先看会议召开的地点,“好玩的地方是首选,反正大多数会议内容也好不到哪里去。”

  有教授更是透露出其间一个潜规则:大城市安排起来方便,所以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会议最多。而如果会议规模小、会议内容不吸引人,组织者就会将会议地点安排到旅游城市或者旅游点。

  事实上,偏远的地方,或者气候适合的地方——冬天要下海南,夏天喜欢去海边、内蒙古草原或者新疆,更受欢迎,“很多时候,一些知名教授甚至会在接受邀请时点名推荐到哪里开会。”

  武汉大学分析化学专业的包蕾博士介绍,国际会议开会的地方有时候也会选择相对风景好有特色的地方,毕竟开会真的是一个脑力极度消耗的过程,能偶尔放松一下也未尝不可。

  她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在旅游中,以放松的姿态和专家聊聊学术,一些在会议上还没弄懂的问题也渐渐明晰,收获还真不小,“最可怕的就是披着‘学术会议’羊皮的‘公费旅游’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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