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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新庆：培育精英需要构建好的文化环境
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高投入、高消耗、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难以为继。国家在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遗憾的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发展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此作了研究，在其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中有详细论述。其结论是：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这一结论不难理解。但问题是，即便认识到此症结，还是难以实现经济转型。其实很多人早就认识到体制上的问题，但就是举步维艰，很难突破。如果仅停留于此层次的认识上，要实现经济转型还是不够的，需要以更开阔的眼光，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
培育精英需要构建好的文化环境
归根结底，制度是人创造并建立的。我们至今没有建立高效的制度，将来能否建立起高效的制度，能否培育出一批有热情、有责任感、有判断力的精英是一个核心要素。无数学者都用他们社会历史学研究成果证明了这一结论。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学大师韦伯的专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系统论证了精英在制度建立中的核心作用。因此，我们说经济发展能否转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教育，尤其是我们的精英教育。
精英的培育不仅需要传授知识，更需要构建文化环境。我们不妨对华夏文化自五四以来的演变作一简单考察。五四时期，一批深习传统文化的学者，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从不同角度对华夏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重建。但总体来说，由于学者眼光多限于当时需要，纯粹学术研究不足，因此批判远多于建设;随着抗战爆发，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在实践中创建了一种大众战时斗争文化，这种文化随着革命和战争的需要，最终取得了主导地位。解放以后，这种文化一直以多种形式延续着、演变着。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彻底摧毁了各种文化发展的空间。华夏文化建设陷入最低点。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思想开放了，但是文化建设非一日之功，遭到破坏的不仅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更需要一种正确的方式去孕育。
文化建设的关键在高校。富有力量的文化建设往往都是以严肃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的。只有学术昌盛，文化建设才能真正繁荣，现代社会尤其如此。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建设只停留在思想宣传层次，很少能进入学术研究层面，很少触及人性层面。其结果是培育出一批嘴上说一套，背后做一套的双面官僚;培育出一批创见很少，但嘴皮功夫很好的忽悠大师，其结果是社会风气浮躁至极。我们在思想文化建设中常常是高举马克思主义，但往往不能从学术角度，心平气和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常常是不了解马克思思想来源，不了解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也就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思想。我们往往用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简单框框僵化地区别中国与西方文化，从而以极其武断的方式判断西方文化是腐朽的。
实际上，我们更应该想想为什么西方在近现代创造力如此之强。这些问题没有严肃的学术研究，没有对西方经典的广泛研读，是不可能全面准确回答的。文化建设没有丰厚的学术研究基石是很容易走偏的。譬如，西方金融市场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正面作用。没有金融市场，Internet网络公司、微软、谷歌等一系列现代企业能否出现并迅速崛起都很难说。
当然，金融市场也带来金融危机。某些人由于缺乏系统的学术研究，往往只看到金融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偏代全。这种由于缺乏系统学术研究，以偏代全，甚至带有民族情绪的普及性文化建设不仅无益，甚至有害。
浮躁的根源在于不守学术传统
高校应该是新思想、新观念的发源地和传播地。但是，目前高校文化相当贫瘠，往往是用苍白的思想宣传代替文化建设;用蜻蜓点水般实用知识的传授代替知识构建过程的阐释;用工程型技术技能培养代替对求真的培养。之所以如此，有其以下必然原因。
文化建设的首要条件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目前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有能力摆脱行政力量。这一点在拙文《摆脱行政依赖是高校去行政化的核心》(《科学时报》，2010年4月13日)中已有详细论述。在此无需赘述。
其次，学者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认知差异极大。很多学者虽然对此表示认同，但行动上能坚守独立自由的学者寥寥。这固然有诸多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源于对此义谛认识的不足。下面对此作一阐述。
学术上能否坚守独立自由的一个关键就是能否坚守学术传统。准确说来，学术传统散布在各领域的经典文献中，很难用几句话完全概括。高校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应该尽可能阐明构建这些知识所涉的学术传统。可惜，今日高校很多教师对学术传统本身就知之甚少，很难在培养学生中讲授这些。因此高校教师自身，高校培养的学生是否具备坚守独立自由的思想境界是很值得怀疑的。下面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西自古以来所建立的学术传统。虽然限于篇幅，在此难以完全准确表述，但粗略勾勒中西方学术传统各自重要特征还是可能的。西方学术传统主要是欧几里得在其《几何原本》中奠定的。这就是：从杂乱复杂的现象中，提炼出核心概念和公理，然后通过逻辑推理，建立起逻辑体系，即理论。华夏学术传统则很不相同，重记叙的准确和完整，重解决问题的典型和实际，体现在《史记》和《九章算术》之中。
以西学传统为标准来看目前很多学者是有问题的。很多学者往往只有结论，没有论证;只讲结果，不讲过程，毫无严格演绎推理，更别说构建逻辑体系。以华夏学术传统为标准来看今日学者同样也有问题。很多学者记叙不准确，更不用说详备，解决的问题不少凭空想象，既不典型也不实际。这也是我们统计数据很随意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教育很少能告诉学生，数据独立的价值，数据应该怎样独立。由此看来，学术界浮躁的真正根源在于不知学术传统，忘记了学术传统，根本不守学术传统。社会浮躁的根源在于学术研究的不独立，因为社会就不知道真的东西在哪里，真正的标准是什么，瞎子摸象，胡说一通。
其次，再来分析时下学术界原创力贫乏的原因。目前大多学者都有共识：现代基础研究的发展是双力驱动，一个来自科学自身的发展，一个来自社会的需求。
这大致是不错的。但问题在于，如何从科学自身发展中凝练出根本性的问题呢?如何从社会需求中提炼出有价值的共性科学问题呢?我们原创力缺乏正体现在这两方面，即我们很少能以新的眼光，从科学自身发展中发现根本性的问题，很少能从社会需求中提炼出有价值的共性科学问题。大多是从会议和文献中发现研究热点问题，或者是直接参与完成工程问题。这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长期只关注知识本身，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对形成知识的学术传统知之甚少。如此一来，我们的研究问题大多是外部强加的，不是用户要求的，便是为了发文章而假想的，真正从学术传统出发，发自内心提出的科学问题是少之又少。
最后，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原创力的根本保证。大家知道，1954年至1964年是中国社会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一般学者都停止了学术研究。但是有一位失明膑足的老人，凭着惊天地、泣鬼神的毅力，耗十年完成了一部巨著《柳如是别传》。这位老人就是史学大师陈寅恪!陈寅恪先生用其毕生之功力至死都坚守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义谛，是陈寅恪40岁时给王国维先生撰写碑铭提出的。笔者无力评价《柳如是别传》，但随便翻翻，便觉得是一本很别致，很有味道，极富创见的书。这本书无论从其成书经历，其宗旨，其研究方法，还是其体例，都非同一般。直觉告诉我：这本书极有可能是连接传统与现代，构建华夏新文化的一个基石，其意义远未阐发。为了便于大家研读此书，在此推荐杰出史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的一篇文章《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可作为此书的导读。
教育改革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
以上从经济转型谈到了制度障碍，从制度改革谈到了精英培育，又从精英培育谈到了文化环境，再从文化环境谈到了教育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是阐述：教育改革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从根本上提高国家原创力的关键。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安全、腐败、造假等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些问题都极其复杂，没有丰厚坚实的学术研究，将这些问题理出层次逻辑关系，不能构建相应的理论作指导，再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恐怕都是瞎子摸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实际上，不断增加的行政成本，只能使问题越来越糟。因此，经济转型需要学术创新，学术创新又需要教育改革。
当下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体制上要摆脱行政力量，观念上要充分认识独立自由是原创力之根本，要充分了解中外伟大学者坚守独立自由所体现出的学术传统。体制上摆脱行政力量又是教育改革的要中之要，急中之急。
最近，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上海书展论坛上指出，政府是经济转型的领导者，政府是教育体制改革的领导者。政府不开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由此可见，教育要摆脱行政力量的关键在于政府。这是要政府革自己的命。能否成功呢?其核心又回到本文的开头：取决于代表政府的政治精英是否具有改革热情、社会责任感、判断力。从建国以来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的政治家往往不缺热情，我们有过热情高涨的人民公社，有过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有过近于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但在判断力上，始终欠缺很多。判断力本质上来源于学术力。判断常常出现偏差就在于我们的精英极少能在学术层面准确全面了解西方强大的思想基础，更不说在学术层面提出新观念，构建新理论去引领世界。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的政治精英也能根据现实和工作经验天才般地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但由于缺乏严谨全面的学术研究，往往出现偏差;往往是拆东墙、补西墙;往往走不远。一个民族的发展只有建立在丰厚的学术基础之上，才是牢靠的，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才是可持续的，否则极有可能昙花一现。
由此可见，无论是经济转型，还是教育体制改革，都是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的，必须同步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可以充分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譬如筹办教育改革特区。广东深圳建立完全独立于行政之外的南方科技大学便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需要提及的是：教育改革毕竟不同于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比较容易全新开始，也往往能立竿见影。但是，教育改革很难一切从新开始，很难短期见效。南方科技大学是一所全新学校，其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别的不说，其生源问题就很难办。一个优秀学生，在可以选择“985”高校的情况下，放弃“985”学校，转而选择南方科技大学，可能还是较少的。这样的改革如果能在现有“985”高校进行，譬如说北大、清华，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当然，这样的改革如果在北大、清华进行，涉及的问题也要多得多，复杂得多;然而，绝对是一件值得认真研究的事情。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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