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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希望年轻人得到尊重
4月26日，人民大会堂河南厅，华人数学家丘成桐将自己获得的2010年沃尔夫数学奖奖金全部捐给清华大学，设立数学奖学金，以奖励在数学方面有突出才能的清华学生。
因为诺贝尔奖中没有数学奖，沃尔夫奖堪称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在沃尔夫奖35年的篇章里，一共有50位数学家获此殊荣，这50位当代数学大师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代数学的水平和进展。
获此殊荣的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拥有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等多重身份，在他到香港转机，即将飞往美国之时，记者有幸找到了他。尽管操着一口并不流利的香港普通话，但丘成桐依然热情地和记者畅谈了他的获奖过程以及治学理念。
丘成桐说，1月31日晚上，他收到以色列教育部部长兼沃尔夫基金会理事长Gideon Sa’ar的亲笔签名来信，通知他获得了2010年的沃尔夫数学奖，原因是他“在几何分析方面的贡献，以及对几何和物理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
丘成桐告诉记者，定于5月13日在耶路撒冷举行的沃尔夫奖颁奖典礼，他将与美国数学家丹尼斯·沙利文分享10万美元的数学奖奖金。
国际数学大师唐纳森（Simon Donaldson）将丘成桐誉为“近1/4世纪里最有影响的数学家”。丘成桐几十年来一直非常“高产”，他解决了一系列猜想和重大课题，如卡拉比猜想、正质量猜想、闵可夫斯基问题、镜猜想以及稳定性与特殊度量间的对应性等数学领域内的难题。作为几何分析学科的奠基人，丘成桐和卡拉比命名的“卡拉比—丘”流形已经成为数学和理论物理经常用到的基本概念。
对于这次的获奖，丘成桐表示，他已看得云淡风轻。他曾获得过克雷福特奖，这是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了弥补诺贝尔奖不设数学奖的空白，而特意设立的6年才颁一次的数学大奖。他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选择在国内建立更多的研究所，以此培养出“真正的”年轻科学家。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利益关系，我只希望年轻人得到尊重。”丘成桐说，面对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的现状，虽然有些改进，但是在教育环节中，仍然存在着很多的纰漏。
如何培养出优秀的年轻科学家，让年轻人发挥所长，这应该是目前中国教育最为关心的问题。丘成桐表示，要培养出一位优秀的年轻学者，就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经历去提拔他们，首先要有一位优秀的指导老师指导他们往一个正确的研究方向走，辅助他们作出一流的研究结果，同时，还要对其进行鼓励，提供一定的经费、报酬让他们发挥所长。他强调，对于优秀的年轻学者要给予相应的提升，让学生觉得自己从事的这项工作能够得到尊重，就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但是目前在对年轻学者的培养中，每一个环节做得都还不够，首先是经费，其次是学院中的评审制度极不健全。”丘成桐举例说，中国对精英大学拨款还不及美国主要大学的经费的1/10。哈佛大学一年的经费是35亿美元。
除此之外，无论大学还是研究所，无论从行政还是教学方面，能够判定一个学生在学术上的研究结果、提拔优秀年轻学者的评审者往往都是固定的那几个年老学者，他们对于与日俱进的研究结果只能看到极为狭窄的一面，对于年轻学者新的研究理念，很多老学者根本无法理解。
丘成桐说，在美国大学，一般来讲都希望能够聘请到40岁以下的教授，在特殊情形下，会考虑聘请40岁到50岁的教授。60岁以上的教授除非在极特殊的情况一般不聘请。而不久前哈佛大学聘请的两位终身教授，年纪都是20多岁。而在中国，院士的年龄平均都在70岁左右。同时，为了利益之争，有时也会出现因不同派系的两方评审者相互进行打击，不同学校为了保护自己校方的利益，将自己学校的学生分数打高点，而给别的学生则会打低点。
“要做伟大的工作就必须有一颗平常心，为兴趣而努力。” 丘成桐感慨地告诉记者。
对于中国目前种种超出教育以外的问题，丘成桐叹了一口气，他表示，这种机制对年轻学者的打击是致命的，很多年轻学者为了作出好的研究，不辞辛苦，历时多年，但最终在评审环节中却看到研究不如自己的人被提拔，自然会不平衡，选择放弃。长此以往，中国的人才会像沙漏一般，一点点地流失殆尽。
丘成桐向记者提及一个例子：复旦一名39岁的年轻数学学者，因自己的研究结果常年不被重视，最后被迫到国外的研究所工作，在今年他被数学大会邀请演讲他的数学研究理论后，才被中国相关学术机构重新重视。
丘成桐说，在如此焦躁的研究环境下，年轻的学者们不会想到与优秀的学者相互往来彼此交流，反而是与有权力的人进行更多的来往，年轻学者只要了解到评审者所研究的方向，就都会朝着这股主流方向进行研究，而更多所谓的冷门或是基础科学研究却无人问津。
谈起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时，丘成桐认为在恶性循环之下，中国原本好的人才没有留住，新的人才又不被发现，所以优秀人才越来越少。丘成桐建议，目前解决优秀人才缺乏的唯一方法，是大量引进海外甚至是非华裔的学者，让他们共同参与到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工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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