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麻之父”评不上教授 别让SCI成为科学家的手铐脚镣

2011-3-23 12:33 来源: 中国青年报
收藏到BLOG

  药物研究专家有个担心:在现有的导向下,中国再也不会有年轻人愿意去跟天麻和黄连打交道。

  杨世林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这里是世界上五大药用植物专业研究机构之一。该所的老科学家被药农尊称为“天麻之父”和“黄连之圣”。

  经过多年在药材产区的研究,徐锦堂改变了300多年来人们种植黄连的搭棚遮荫栽培方法,提高了黄连产量也节约了木材。他还结束了天麻不能人工栽培的历史,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野生天麻资源接近枯竭,医用天麻出现断档。

  为了表达感激,从中受惠的陕西和湖北的药农们分别集资为这位科学家立了塑像。杨世林感慨:徐锦堂先生的成果是“扎根”扎出来的。但令他感到惋惜的是,徐先生一直没有评上院士,因为他没有“SCI论文”。

  “SCI”是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的英文缩写。它收录了大量的国际学术期刊,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统称为“SCI论文”。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一些单位将SCI论文引入科研评价体系,以此衡量研究水平。此后,“SCI”成了科学家头顶一根无形的指挥棒。

  杨世林认为,在这根指挥棒下,为我国医药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徐锦堂先生不仅评不上院士,连教授也评不上,如今评职称、评奖都是要看SCI论文的。

  他说,我国引入SCI评价以后,几乎没有人愿意像前人那样去做事。搞药材栽培的年轻人,不肯和药农打交道了,只盯着什么是“时髦的研究”,只关心发表几篇文章。而长期扎根产区的研究人员,晋升职称和申请课题都很困难。

  对此,杨世林表示“很痛心”。他发现,自己身边的那些从事药物研究的年轻博士,在国外留学或工作时明明还在进行新药研发,回国以后“马上转行”,什么容易发论文就做什么,并且追求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文章的“点数”直接跟奖金、职称挂钩。

  他认为,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太低,根源就是当前的评价体系。至少,应该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有所区分,在不同的评价体系下加以衡量。

  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志明一直呼吁,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评价不要“一刀切”。

  他说,针对科技评价体系的意见,科学家们年年讲,可年年不变。让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真正结合本地实际,解决工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国外的SCI呢?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说,中国论文数量大增,成了这方面的“大国”。自己不赞成有人所说的“都是垃圾”。但不可否认,垃圾的确存在,真正在国际学术界能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研成果也确实不多。

  清华大学教授邢新会说,现在科研管理者动辄就谈某项研究得了多少奖,发了多少篇SCI论文,连工程研究也要求有多少SCI论文。自然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管理的多元化,是科技界尤其需要关注的问题,只有多元评价,才能让大家安心做下去。

  在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黄伟光看来,我国目前的短板在于如何把技术工程化,使之成为实际生产力。他说:“我们可能有很好的大脑,很巧的双手,但是二者之间的东西没有。”

  他说,科技人才并非都是搞理论分析和科学实验的。高级工程师非要去弄个“教授”或“研究员”头衔才显得有地位、有水平,这是不正常的。国家从导向上对工程技术人才应该有合理的定位。

  多年以前,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曾在工厂工作。他“非常崇拜”那些能工巧匠。他至今仍记得当时在没有起重机的情况下,工人师傅如何挪动大型设备的场面,“太让人信服了”。他还常常想起那些吹玻璃的工人,想要什么形状就有什么形状,这些技艺不是文凭能够证明的。在那时,高级工人“比教授还厉害”。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多年不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评价体系不仅使得我们科研受到损害,而且是毒害了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都不知道做科研是什么目的了。”马志明院士说。

  马志明还记得老一辈数学家许宝禄的一句名言。许老生前说过,不希望自己的文章因为发表在有名的杂志上而出名,而是希望杂志因为发表了自己的好文章而有名。事实上,他的很多论文都是发表在国内期刊上。

  但现在,马志明说,连国家科技奖的评审都要考虑一项研究成果是发表在哪本杂志上。国外权威杂志多少分,普通杂志算多少分,反而忽视了论文本身的内容。“这真的是有害的。”他说,在这种评价体系下,好的文章都不发表在本土杂志上了。

  据上海大学教授、《生理学报》副主编吉永华介绍,我国以前在人工牛胰岛素、哥德巴赫猜想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都是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可眼下,科学家们渴望在英国《自然》和美国《科学》等高端杂志上出现自己的名字,形成了一种新的偏执的追求。

  《自然》和《科学》都是世界一流学术期刊,文章被引用率很高,“影响因子”居于领军地位。吉永华说,在SCI指挥棒下,科研人员不得不搞“短平快”的研究。而在一些人批评我国盲目追求SCI论文导致不少垃圾文章之后,很多单位为了在“顶尖论文”这个指标上赶上去,又开始追求杂志“影响因子”了。现在有人还会邀请《自然》和《科学》的负责人到中国,请吃请喝,跟人家套近乎。

  这种局面的另一个恶果是——我国的学术期刊被逼到了边缘,失去了国际上的话语权。吉永华指出,很多被逼急的中文期刊改出英文版,结果国内的人不想看,国外的人也不想看,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杂志。

  清华大学教授朴英认为,要想改变这种情况,教育部就要“摧毁”针对博士生的评价体系。因为,高校将论文篇数分摊到每个教师头上,并将博士生的毕业门槛设定为发表几篇SCI论文甚至“顶尖”期刊论文。

  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也指出,“这样的评价体系应该先摧毁为好”。他说,很多发达国家并没有统一的科技评价体系。我国有这么多科研院所,应该自己进行切合实际的评价。科学是五花八门的,为什么要统一呢?

  今年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电子公司董事局主席邓中翰领衔研制的“星光一号”芯片诞生10周年。这是我国第一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专用芯片。

  邓中翰将公司的成功归结为一句话:“我们坚持必须在市场上打造新的具有生命力的产品,而不是简单的写报告、发表文章,所以才有今天一系列的成果。”这位年轻的科学家说,自己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创新不是为了得奖,不是为了发表论文,不是为了评职称。

  可“论文崇拜症”眼下正困扰着众多科学家。杨世林悲观地说:“如果按照现在的评价体系,我们不可能出现天麻、黄连的成果。”

  他说:“我觉得评价体系就是一个导向。你要把科学研究引到什么方向?”

  “本来GDP也好,SCI也好,它们不是不好,问题是一到了中国人手上就往死里整。”这是另一位科学家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