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疾病研究报告会在京举行程书钧何大一等作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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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疾病研究报告会在京举行程书钧何大一等作特邀报告

2007.10.16

重大疾病防治任重道远

作为庆祝北京协和医学院创建90周年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51周年活动之一，“重大疾病研究报告会”10月13日在北京举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Michael J.Klag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程书钧研究员，美国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何大一教授等应邀作了主题报告。

北京协和医学院副校长詹启敏教授（右）与美国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何大一教授在“重大疾病研究报告会”上。

本报记者潘锋/摄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Michael J.Klag：疾病谱向慢性非传染病转变

Klag曾参与多项我国成人主要死亡原因及其主要可控危险因素的调查研究，他在主题报告《21世纪的公共卫生》中详细介绍了1991年到1999年间，通过对158666例中国人死因调查所发现的中国人的死亡主要原因。此间的调查结果显示，65岁以上中国人的主要死因是心脏病、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肺炎和流行性感冒、传染病；65岁以下中国人的主要死因则是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心脏病、意外事故和传染病。

从居住地看，引起城市居民死亡的主要因素依次是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疾病、肺炎和流行性感冒、糖尿病；引起农村人口死亡的因素依次是心脏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传染病和意外事故。

从性别上看，我国男性前5位死因为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疾病、意外伤害和传染病；女性前5位死因为心脏病、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肺炎、流感和传染性疾病。

“中国的疾病发展谱已逐渐由传染病向慢性非传染病转变，如心血管、心脑血管、肿瘤、糖尿病等，中国30～69岁的慢性疾病死亡率要高于美国同年龄人群。”Klag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科技的发展，传统的传染病如结核、麻疹已得到有效控制，不再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因素；但另一方面，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使慢性非传染病成为现代人健康的主要威胁。

“慢性疾病是可以预防的。健康的饮食、有规律的运动、控烟是预防慢性疾病的基础。”Klag说。中国目前至少有3亿烟民，如能控烟，将可以减少80%的冠心病，避免或减少10%的死亡。

Klag建议，面对21世纪公共卫生问题，政府应构建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改善对公众的信息传播；学术机构应积极向卫生保健提供者、管理员、健康系统的计划者等提供相应的训练，通过开展调研，建立起有效的重大疾病预防战略体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研究员程书钧：肿瘤防治重心前移

“近30年来，晚期转移肿瘤5年生存率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主要是由我们目前肿瘤治疗不当和过度治疗造成的。”程书钧在主题报告《肿瘤防治的新挑战》中指出了目前肿瘤诊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程书钧援引美国《财富》杂志的报道说，过去30年来，美国心脏病死亡率已经下降，肿瘤却基本持平。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全世界，从总体来讲，肿瘤都在以比较快的速度增长。目前我国死亡人数中肿瘤占第一位。预计在2020年，全球恶性肿瘤新发病例将达1500万(我国占1/5)，死亡1000万(我国占1/4)，现患病例3000万。过去30年来，肿瘤的5年生存率大概由50%上升到了63.5%，这13.5个百分点主要有赖于早期发现和治疗，晚期转移肿瘤的5年生存率与30年前基本一样。

程书钧分析，从正常细胞发展到危及生命的恶性肿瘤，大多经历“癌前病变”阶段。而从癌前病变发展成侵袭性癌一般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癌前病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可逆性。

“早期诊断和治疗，控制癌前病变，可极大降低肿瘤的发生率和死亡率。40%的肿瘤是可以预防的。”程书钧举例说，1950年以来，巴氏涂片检测宫颈癌前病变加上外科切除，使宫颈癌发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下降78％和79％，而在未实施这项措施的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宫颈癌仍是妇女肿瘤的主要死亡原因。

程书钧指出，我国目前接受肿瘤治疗者大多已是肿瘤晚期，治疗效果很差，经过几十年发展，国内外的晚期肿瘤治疗效果都没有提高。以肺癌为例，Ⅰ期肺癌的5年生存率为70％～80％，Ⅳ期的5年生存率仅为5％。“所以，加强全肿瘤早期发现和诊断是肿瘤治疗的关键，也是我们未来肿瘤布局的战略方向，分子影像学和体液中肿瘤分子标志谱将是重点研究方向。”程书钧说。

程书钧认为，肿瘤的过度治疗也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值得认真反思。在我国目前的肿瘤临床诊断中，许多医生都采用手术加放疗或化疗的办法，有的辅之以生物疗法。但实际上，如果肿瘤没有发生转移，就不必化疗。“实现个体化治疗，避免过度治疗，是改善目前肿瘤治愈率低和死亡率高的有效途径。”程书钧说。

美国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何大一：艾滋病疫苗研究应回归基础研究

慢性疾病是可以预防的，肿瘤也不是无能为力的，只有艾滋病至今依然是人类难以攻克的难题。在此次报告会中，国际防治艾滋病专家何大一的主题报告是《艾滋病治疗及病毒疫苗的研究进展》。

1994年，何大一开始研究“鸡尾酒”疗法治疗艾滋病。1999年，何大一及其同事又发现人体免疫系统T细胞中的CD8可以有效对抗艾滋病病毒。2000年，又研制出C型艾滋病疫苗，目前已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目前，何大一作为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对当今世界艾滋病的治疗和疫苗的研究情况可谓了如指掌。

何大一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在艾滋病方面还是治疗药物发展得比较快，有关艾滋病治疗药的研究从1986年开始，到目前有近30种治疗药供选择。今年，美国又将推出几种治疗艾滋病的新药。与抗艾滋病药物相比，艾滋病疫苗研发显得异常困难，虽起步于更早的1985年，但20多年过去至今仍没有一种问世。

今年9月18日，美国《科学》杂志报道，默克公司花10年时间研制的名为V520的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宣布失败，它曾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成功的艾滋病疫苗。这一消息对艾滋病疫苗研究来说，无疑是一次灾难性的打击。

何大一向记者表示，该疫苗失败的原因目前他还不很清楚，但是该疫苗前期研究做得非常令人鼓舞，所以其失败更让很多人感到十分失望。何大一分析认为，艾滋病疫苗发展的主要困难是：在艾滋病感染的自然过程中，病毒极少（<1%）能被免疫系统很好控制；尽管建立了猴免疫缺陷病毒/短尾猿模型，但依然缺少艾滋病感染的动物模型；艾滋病重复感染已经被证明；病毒疫苗阻止艾滋病病毒活动已经失败；艾滋病病毒是一个极其可塑、能从免疫识别中迅速逃离的病毒；等等。

何大一说，今后艾滋病疫苗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继续寻找更强的细胞免疫反应，回到基础研究去找出减少病毒压制抗体的方式，并将基础免疫病理学的知识用于疫苗发展。此外，应寻求疫苗研究事业的全球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