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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田力普：为何我国迄今缺位诺贝尔科技类奖
ZL申请量达到世界第一的中国，距离创新性国家还有多远？为何我国迄今“缺位”诺贝尔科技类奖？华为中兴遭遇美国知识产权指责怎么看？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３月３日在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就这些热点话题进行了分析、阐述。
记者：我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ZL申请国，这意味着什么？
田力普：２００１年我国申请ZL量就超过美国，２０１２年距离进一步拉大。去年全球申请了２１０多万件新的ZL，我国有约６５万件，占３０％。
但申请数量大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体现创新能力和意识的核心是ZL拥有量：首先要通过申请ZL来获得知识产权；其次是授权量，通过全球检索、审查，显示技术水平全球领先；还要实施，投产，获得回报。
而我国的ZL拥有量迄今只有８０万，很少。从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提出到加深认识再到开始投入，从过去的模仿到现在的创新，从ZL的申请到ZL的授权拥有、实施投产，都需要一个转型过程，我们目前处于过程的初期。
记者：ZL申请量第一，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一流的创新力，一些ZL被认为没有技术含量和生产力。我们离真正的创新型国家还有多远？
田力普：ZL多、质量低，设计多、发明少，没有技术含量——占全球３０％的ZL申请量，是不是垃圾？有没有价值？我的回答很简单，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从他有第一件ZL开始，哪怕是模仿别人的、低端的、发明度很低的大路货，但只要稍有微一点点改进，就值得赞许。我们鼓励一个从无到有的变化，有了第一件，才会去开发第二件，一下子成为“苹果”可能吗？
确实越来越多人在说，我国ZL这么多却根本算不上一个创新型国家。他们忘了这需要一个过程，我国提出到２０２０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而从十六大提出创新型国家建设至今不过十年。
记者：我国作家莫言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么，科技类的诺贝尔奖离我国有多远？
田力普：我国至今没人获得诺贝尔科技奖，涉及多方面因素。一度以来，我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制度体制、大环境都是有利于模仿而不利于创新的。
近代以来，工业革命让西方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中国却闭关自守，走向落后，核心人才、知识分子都在参加科举考试博取功名，国家没有建立鼓励创新的法律体系、制度、环境……中国一步步从曾经的创新型国家走向模仿型国家。
在文化氛围上，我们也缺少创新的精神，大家都学老师、学经典、学古人，不求与众不同、不敢特立独行。
如今，我们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一场革命，革自己头脑的命，从模仿、抄袭、借鉴，转型到自己发明、创造、创意，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时间的积累和历史的积淀。
因此，由于历史、文化、时代、发展历程和各种原因，导致我们迄今缺位诺贝尔科技奖。对此，我们既要有紧迫感，也不能急于求成。
记者：近期，我国企业华为、中兴在美国遭遇知识产权纠纷和调查，您怎么看？
田力普：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我们反对知识产权政治化。出现知识产权纠纷，应该通过法治国家的法制手段，寻求司法途径，让企业之间自行解决。
华为、中兴是全球领先的ＩＴ产业中的知识产权拥有者，是全球ＰＣＴ（ZL合作条约）ZL申请的主要的申请人。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数量和质量不亚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跨国企业。他们的经营也符合国际商业规则和各国安全规则。
美国用知识产权来制裁我国企业，有点可笑，反映出某些人的焦躁和不理性。希望他们尽早改变这种做法。
记者：发达国家正在力图主导新一轮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革，将知识产权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为什么？我们如何应对？
田力普：西方对于中国的创新势头一直显示出担忧。近代以来都是发达国家以高投入、高回报，占据全球创新的制高点。因此，西方国家习惯于并希望中国一直处于产业链低端。当我们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想自己创新，占据技术、知识产权的制高点时，他们内心是焦虑的。
不难理解这样的悖论：为什么中国过去没有知识产权制度，没有ZL时，没多少人指责，现在有这么多ZL，反而有人说三道四了。因为知识产权背后的无形创造力，代表着西方的核心利益所在。
而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国际社会要致力于一个全面均衡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和发展，使知识产权制度惠及全球各国人民，而非某个个别群体。人类的知识财富是全人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