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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政府唯应用研究独尊 激怒科学家
Harper自上而下的举措和他对学术界更直接地参与研究的商业化进程的要求激怒了科学家。
加拿大总理Stephen Harper的专制作风以及削减环境研究经费的做法，招致了科学界的批评;然而，他的支持者却为其专注于商业化的理念叫好。
4月发生在美国波士顿的马拉松爆炸案震惊了全世界，加拿大新任自由党领袖Justin Trudeau提议研究人员查清恐怖主义的根源。加拿大总理Stephen Harper并不赞同Trudeau的建议，声称“现在不是把精力投入社会学研究的时候”。
主打应用牌
这一回应招致了很多批评的声音——也成为Harper“反知识分子”、“反证据”、“反科学”态度的最新例证。2006年，Harper当选加拿大第 22任总理。据他的反对者说，Harper很快便不露声色地发起了一场“针对科学界”的战役，2011年，在Harper的保守党赢得议会的大多数席位后，这一事件愈演愈烈。
Harper的批评者说，这一战役已经波及了很多领域。学术研究已不再是保守党政府优先发展的项目。尤其是气候和大气研究遭到了重创，批评者认为这是对加拿大环境管理工作的一次突然袭击。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Harper的政策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但实际情况非常微妙复杂。Harper基本维持了对由前任自由党政府发起的一系列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计划的资金援助——这包括重建加拿大的科学基础设施、扭转人才外流的现状以及支付科学研究的间接成本。
针对原先的投资计划，Harper政府还存在这样的设想：在4个指定的优先领域，面向20个最顶尖的学科带头人，在7年内给予每个人1000万美元的资助。这些领域分别是：环境、自然资源和能源、健康、信息和通信技术。
在没有同行评议的前提下，Harper政府急切地想对某些特定的学科和团体进行大规模投资。2007年，Harper向7个现有研究机构拨款——总金额高达1.05亿美元，旨在成立卓越商业化和研究中心(CECRs)。2009年，由某私人基金会(其名誉主席是前保守党财政部长)发起了一项1亿美元的脑研究计划。
负责科技事务的国务部长Gary Goodyear说：“这些政策都表明，Harper全面支持科学的发展。”Goodyear曾是一名脊椎按摩师，2008年起担任该职位，他表示他的职责就是确保加拿大“科学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发展——无论是在基础研究领域还是应用研究领域。
以财富为导向
就其本身而言，Harper政府并不认为集中精力创造财富有何不妥。多项研究显示，加拿大的工业部门严重依赖于自然资源，并不愿意对科研进行过多投资。唯一留在加拿大的跨国公司巨头是陷入困境的通信革新者BlackBerry(其前身为动态研究公司)。
多伦多市加拿大高级研究所所长Alan Bernstein说，Harper政府仅仅是在试图克服加拿大创新体系中存在的长期性问题。他表示，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包括，加拿大人生性偏向保守，尽量避开风险;一直生活在美国这个科学霸主的阴影下;低迷的风险资本市场下的“分厂式经济”。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程度的研发税额减免也无力推动加拿大的产业研究。
然而，Harper自上而下的举措和他对学术界更直接地参与研究的商业化进程的要求都激怒了科学家。一些人认为，政府对某些大型、精英计划的倾向性，违背了研究应由研究者发起并主导的基本原则，损害了科学的健康发展。
埃德蒙顿市阿尔伯塔大学的加拿大卫生法律和政策学研究会主席Timothy Caulfield说，很难确定Harper的政策所带来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到加拿大科学家正在开展的研究的本质。他说，一些改变仅仅浮于表面——包括以书面的形式规定政府拨款上的一些小的改动。“但研究人员是灵活的，他们知道如何获得资金。”
不过，如果Harper政府没有坚定地将科学作为重建经济的工具，结果将一事无成。Harper实施的举措大力地推动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合作，包括约2.55亿美元被用于CECRs组织的21个项目 ——例如疫苗开发、影像工程学和能源效率。这一理念的最新表现是上个月发布的一份公告，指出作为政府内部的主要研究机构，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NRC)将朝着为产业服务的方向转变。
Goodyear表示，曾经极力支持基础研究的政府目前正在将注意力转向创新链的另一端。改组NRC的决定即为激励产学研合作，而风险资本池的创立，例如政府去年设立的一项总额为4亿美元的基金，目的都在于使工业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更强。Goodyear还暗示，与此类似的更多措施还将陆续出台，例如可能以扩大采购项目的形式出现。“这不是一幅图片或一张X光片。”他说，“我们的战略是一部视频，你不知道后面将会上演什么。”
要想弄清Harper对待科研的态度，科学家认为从他对环境研究与管理的态度就可见一斑。尽管Harper的支持者认为政府的政策仅仅是为了扫除经济发展的障碍，但大多数科学家将这些政策视为贻害千秋的反例：奉行扭曲价值观的总理，通过严密的管控，将触手伸向政府的各种活动中。
例如，Harper将《京都议定书》(一项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协议)视为“社会主义的阴谋”，并于2011年正式宣布加拿大退出该协议。他的理论是：如果按照协议书上的要求限制排放，将会损害加拿大的经济发展。相似的理论在2012年再次出现，政府的部长们获准在审批工业项目时可以无视环境协定，同时加拿大宣称将退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众说纷纭
多伦多大学数学教授James Colliander认为，Harper的政策给学术界带来的最大影响是激励制度的改变：政府鼓励科学家研究具有工业应用价值的项目。他说：“从某种意义上看，政府的潜台词是：那些兼收并蓄、博闻强记的人对加拿大来说并不重要，而那些关注商业需求的学者才是政府大力招揽的对象。这将向科学家与工程师传递出他们不受欢迎的信号，因为他们的一技之长在加拿大没有价值。”
里贾纳大学公共政策与经济史首席科学家Gregory Marchildon认为，联邦政府的所作所为分解了科研构建的重要方面，而这将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来重建。政策反对者Stewart 说：“Harper政府正在依靠原先的科研投资坐吃山空，并且肆意向他人叫嚣自己的规矩，要求他们转变身份，从原来的科学家变成工业应用推广者，他的政策必将破产。”
但是Harper的拥护者声援道：在财政紧缩的大环境下，各种对Harper政策的评判不过是因为某个利益集团不得不过紧巴巴的日子而利用过激且浮华不实的词汇在宣泄自己的不满罢了。多伦多大学医学荣誉退休教授Eliot Phillipson、Sir John以及Lady Eaton认为，实际上，加拿大的科研实力一直在快速增长。Phillipson曾是加拿大一个学术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发现在2005年至2010年间，加拿大只在自然资源和环境科学与技术这两个领域发生了倒退。
对于反对者的忧虑，Phillipson补充道，为了经费而殚精竭虑是每一位科学家根深蒂固的观念，若科学具有生命，那么这种忧虑就是它不可或缺的DNA片段。
Harper的批评者将2015年大选和新一任总理视为加拿大科学事业重回正轨的唯一希望。但Bernstein却并不赞同，曾经领导过加拿大卫生研究院(CIHR)和全球艾滋病疫苗企业的他认为，只要加拿大摒弃围绕着应用科学而进行的过时的争论，并重新设立雄心勃勃的科研目标，那么便一定能够扭转对立与不安的情绪，重振加拿大的科研实力。
Bernstein说：“我认为需要扩展眼界，对加拿大来说，在科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并非难事，这与曾经的奥利匹克竞赛‘独占鳌头’战略如出一辙。”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由于政府为运动员训练慷慨解囊，有一大批优秀运动员摘金夺银。他还说：“虽然目前还不是，但毫无疑问，加拿大完全有能力在科研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