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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仪器发展滞后 钓鱼岛事件离不开高科技
【小编】有关中国制造，中国科学仪器水平，以及钓鱼岛事件凸显的中日科技差距。许多问题值得分析仪器制造者的思考，你在生产和创造着科学研究和未来科技的基础。
中日科技差距在哪里？有关钓鱼岛的话题，在科技工作者眼里，离不开高科技――精密器械、半导体、微芯片、发动机控件、ABS、安全气囊等看似不起眼的“零部件”，都成了决定科技制高点的核心关键点。中日科技的差距更加清晰，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成了最紧迫的呼声。中日科技差距在哪里？
我们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吗？造得出人体大的原子弹，造不出个心脏大的发动机。“国外控制关键零部件，中国只是组装厂”。
科学仪器怎样突破？“关键零部件”的创造。马太效应让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愈加落后。科研仪器对外依存度过高，我国的科学研究存在严重的“空心化”现象。主体分析仪器国产品种不到总量的1/3，制造水平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
科学仪器从哪里来？机械、化工和电子也是高科技。对于绝大多数民众而言，在消费即满足生活需求之时接触到的往往是那些高科技的附属品，而非高科技本身。而“造机器的机器”则是整个工业体系中的科技制高点。
我们的核心技术有多少？核心技术中国人山寨不了。而忽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零部件”的研发，那么，国家在整个世界的工业框架里，只能担任提供低廉劳动力和消费市场的角色。
【原文】
没有核心“零部件” 撬不动整个高科技
最近，一篇标题为《难道我们连iPhone也要抵制?》的帖子略显另类――
发帖人是北京一家科研院所的研究员，他附上自己iPhone4S的图，写道：从液晶面板、闪存、蓝牙到相机模块，背后贴的都是东芝、夏普、索尼、TDK、精工爱普生等日本供应商的logo，还不能说是日本货吗?
再来看中国担任的角色：iPhone大多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组装，而曾轰动一时的《捕捉苹果全球供应网路利润》的数据显示，每一部iPhone，作为理念设计方的苹果公司可以赚80多美元的利润，掌握关键零部件制造技术的日本公司可以赚20多美元，而作为组装厂的中国只能赚几美元。
这位不愿具名的研究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发帖是为通过这个形象的例子，让那些一味抵制日货乃至“打砸抢”的人看看，中日科技的差距到底在哪里，而作为年轻人的他们，又该具体做些什么。
在科技工作者嘴里，有关钓鱼岛的话题总是离不开高科技――精密器械、半导体、微芯片、发动机控件、ABS、安全气囊等看似不起眼的“零部件”，都成了决定科技制高点的核心关键点。
在一年多以前的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在遭受核污染痛苦时，依赖日本核心技术的中国一些相机加工厂也在饱受镜片组配材料短缺的煎熬。
正是因为这样的差距，在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成了最紧迫的呼声。
我们能造出人体大的原子弹，却未必造得出一个心脏大的发动机
就在今年的“十一”黄金周期间，中国彩电市场盘点结果显示，日系品牌大幅衰退50%,家电中韩对垒新格局初成。随后，便有媒体发出“欢呼声”。
当天，中国社科院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就在微博上“泼了一盆冷水”:“日本制造业经济体是很强大的。索尼、松下、夏普不能代表日本制造的真正水平，尼康、三菱、川崎、石川岛播磨、京瓷这些装备制造企业才是日本制造的象征。”
这位曾在日本三井财团――旗下有丰田、东芝、索尼、松下、三洋、NEC等知名公司――工作12年的日本问题研究学者，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这场由岛争引发的贸易战，要说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利润的话，莫过于是我们对中日高端技术的差距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4年前，白益民出版了《三井帝国在行动》，书内展现了三井财团在钢铁、汽车、信息产业、石油、核电、高速铁路等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上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战场”。这本揭开日本财团在中国布局内幕的书，被称为日本版的《货币战争》。同时，他在书内重塑了“中国制造”的概念：中国品牌产品的核心零部件如果不是自己的，只能被称之为“Made in China”(在中国制造)，实际上是“Made by Japan”(由日本创造)。
这引起国人对于中国制造新的认识，尤其是从舆论上，开始较为广泛地对高端制造工业进行观察和反思。一些民间学者认为：中国能造出一个人体大的原子弹，却不一定能造出一个心脏大的发动机。
这种说法虽然夸张，但也不乏一定的事实依据。
比如被视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的航空发动机，长期以来都是中国飞机制造的软肋。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支线项目部副部长谢灿军用时间来形容这种差距，“相差20年”。
这位曾参与我国第一架完全自主设计研制的支线飞机的专家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一市场处于高度垄断状态，特别是运用于大型客机和运输机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市场几乎全由罗尔斯罗伊斯、普惠、通用等欧美巨头集团所掌握，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进口。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位高铁工程师就亲历过一次“差距”：一次动车启动前的例行检查中，他发现控制系统出现故障，只亮灯不走秒，向总部报告后，反馈的解决办法是“待命”，换句话说，“什么也不能做”。后来，他了解到，控制器被系统提供商西门子卸下来，自行拿回国内去修，“我们连看的机会都没有”。
这也就成了白益民所说的“国外控制关键零部件，中国只是组装厂”。
“零部件”的制造也是一种创造
当然，中国也有捡到“零部件”的时候。有学者这样形容其过程：中国的产品升级大多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发达国家的产业在某一品种上赚足了钱，认为不值得做下去了，就把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一起转卖给中国，他们仍然掌握关键的零件和原材料供应地，并继续发展更新的产品。
其结果是，马太效应让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愈加落后。
事实上，这样的说法也深得一些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家的认同。甚至，在他们看来，“零部件”的制造也是一种创造，而正是一些“零部件”的落后，让国内的基础研究也跟着落后。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院长高抒就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早在两年前的全国政协大会上，他便直言：“目前我国海洋船上所有的观测仪器、设备，不说百分之百，也有百分之八九十都依靠进口。”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高抒说，与实体产业的“零部件”相比，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仪器、设备看起来微不足道，实际上，却可以推动基础研究水准的提高，以至于推动新方法、新技术的建立。
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哈勃望远镜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对星系研究的序幕;生物质谱的诞生，催生了蛋白质组学等生命科学研究的革命。
已逝的“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曾经这样公开表述：能不能创造高水平的新式科学仪器和设备，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
然而，国内仪器仪表的研制现状却不容乐观。在一次中国技术市场年会上，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就指出，由于科研仪器对外依存度过高，我国的科学研究存在严重的“空心化”现象。
中国科协的一份调查也显示：社会上正在应用的90余种主体分析仪器中，我国只能生产20余种，不到总量的1/3。其中，生命科学专用仪器有80余种，我国商品化的只有6种，目前在研的10多种，与市场需求相差很远。
参与这项调查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在技术上，现有国内中低档产品大部分可以替代进口产品;但高档产品的可靠性指标，即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与国外产品大约相差1～2个数量级。由于中国对仪器的基础技术和制造工艺的研究不够，一些影响可靠性的关键技术，如精密加工、密封等技术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导致某些产品，特别是高档产品的性能不够稳定和可靠。
“国外拿着更高精度乃至另一种测算方法的仪器去做实验，而我们还处在更粗糙乃至落后算法的阶段，能产出更超前的原始创新吗?”这位专家问。
教育行政和科研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一差距。一个月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还专门在北京召开了题为“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发展战略”的论坛。去年，科技部、财政部更是联合启动了“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中央财政一年下拨8个亿，并对外称将连续滚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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