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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困局: 中国应建立国家级数据库应对优秀论文外流

2013.8.16

  “中国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中有95%以上不在国内发表,我们借助国外同行把它发表出来,同时,国家每年还要花很多外汇把这个成果买回来用于支撑我们的科研教育。”上海书展还未开幕,一场围绕中国学术出版 “走出去”展开的高端论坛于8月13日下午开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在论坛上点出的中国学术出版这一尴尬现状引起与会者的反响。

  中国学界每年产出的学术论文量巨大是不争的事实。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状是:一些颇有现实成果的科技领域极度缺乏相关学术出版物。邬书林举例说:“中国已经大规模运行105万的发电机组,但这方面的学术著作几乎看不到。我们的桥梁设计达到了世界水准,但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形成重要的学术出版物。”

  中国学术出版的尴尬现状

  中国科研机构在国外一些顶级期刊发表论文量出现井喷之势,相反国内期刊接受的高水平论文却凤毛麟角,这无疑说明了中国学术出版面临墙内开花墙外结果的尴尬现状。在2013年前6个月,中国科研机构在Nature、Cell和Science三大系列期刊的总发文量为181篇,同比增长了31.2%。而据最新更新的“自然出版指数”排名(截至到2013年8月12日),中国科学院在过去1年中发文《Nature》系列期刊的数量为185 篇,超过日本东京大学(131篇)位列亚太地区第一位。而在亚太地区发文《Nature》系列期刊的研究机构前20名中,中国研究机构除中国科学院之外还有4家入榜,它们是北京大学(44篇)、清华大学(41篇)、中国科技大学(36篇)、和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29篇)。

  邬书林认为,中国出版人该到警醒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只是低端地追求虚假繁荣,这个行业就要被淘汰。我们要向发达国家的出版人学习,尽管中国的学术出版和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但差距也意味着发展的空间。”

  在与会专家学者们看来,学术出版推动着科学发展、文化繁荣,也推动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如今,占世界出版份额32%的学术出版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也是整个出版业中市场最稳定、利润率最高、回报最可靠的产业部门。无论是学术内容的世界话语权,还是作为产业的经济效益,中国学术出版的重要性也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论坛上透露,在推动中国学术出版的方面,国家财政、国家金融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学术出版和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相关政策;学术出版有关的三大基金也在不断增加:其中,170亿元的国家自然基金、14亿元的国家社会科学资金中都有相当一部分用以支助学术出版,国家出版基金每年用于资助学术出版的也有三个多亿。今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新增3500万元支持学术出版走出去。

  如何用好这笔钱,让“不差钱”的学术出版“更值钱”,成为摆在中国出版人面前的一个时代命题。在高端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表示,上海交大将把学术出版“走出去 “纳入学校国际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上海交大出版社社长韩建民表示,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大学出版社应当坚守学术出版使命,打造学术出版精品。

  邬书林强调,学术出版“走出去”需要大批原创学术出版精品作为工作基础,需要国内外学术出版商联合谋划,并按照国际出版规律和学术出版规范来组织实施,稳步推进。在他看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在学术出版领域全面赶超发达国家并不切合实际,“选好新兴学科,选好优势学科,选好重点领域,在这个基础上有所为,有所不为,制定出实实在在的赶超计划。”

  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数据要当成战略资源

  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亦学透露,国内一批院士和重量级专家正在起草一份报告,建议国家借鉴美国、欧洲、日本等的做法,建立国家级生命科学数据库,从而打破共享瓶颈。作为该调研报告的参与人,李亦学表示,在技术上,共享“不存在任何障碍”,国家应尽早落实布局。

  李亦学称,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存储了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领域的海量数据,一大批计算机专家和生物学家维护着这个庞大的数据库和自动分析系统。这个平台对支撑起美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地位至关重要。目前NCBI免费向全球提供数据,在所有访问量中来自中国科学家的占了相当大的份额。

  令人忧虑的是,如果有一天NCBI不再与中国科学家共享数据,中国的科研人员该怎么办?一旦NCBI向中国关上大门,一些院士的判断是:“中国生命科学研究可能倒退20年。”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就如石油一般,是国家的战略资源。李亦学认为,正因为如此,必须由国家出面,建立科研数据共享的机制和环境。而目前,哪怕政府对所资助的课题提出数据共享的强制性要求,科学家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共享。

  在生命科学领域,国际学术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要想在顶级刊物发表论文,科学家必须共享其实验数据,而且大都必须将数据递交到NCBI的数据库体系。李亦学说,因此,在NCBI的数据库,由中国科学家提供的数据占了不小比例。这种“国内数据、国外整合”的做法不合理,但也表明在国内推动数据共享存在可操作性。

  根据调研,在我国建立国家级的公益性生命科学数据平台也许需要数亿元的年度预算,以建立一个海量科学数据存储和计算服务的软硬件架构,以及维持一支高水平的研发和服务团队。但一旦建立起来,这个平台的回报以及潜在的社会经济效益,“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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