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离实验室渐行渐远:不在开会 就在开会路上

2010-10-13 16:53 来源: 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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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数学大家陈省身的一句话让中科院院士李邦河记忆犹新:大数学家每天工作都有10多个小时。

  在李邦河院士看来,对科学家而言,时间无疑就是成果,“没有长时间全力以赴的努力,又怎么能成为大师呢?”上个世纪50年代,中央提出科学家应该保证5/6的科研时间。

  近年来,科学家的科研时间缩水现象让李邦河院士忧心不已,项目公关、填表、评审会……宝贵的科研时间被越来越多地挤占。

  “一天24个小时,你有多少时间留给科研?”

  中国青年报记者把这一问题抛给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多地十余位科研院所研究员和高校教授,得到的不约而同的回答是,“最好的时间是晚上和双休日”。

  这不是少数人的看法。

  中国科协几年前开展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科研人员职称越高,直接参与科研时间越少。正高级职称仅有38%的时间用于直接从事科研活动。尽管75%以上的科研人员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了40个小时,工作时间总量不少,但大部分科研人员只能保证30%以上的时间用于从事直接科研活动。

  这份调查发现,许多课题主持人只能加班加点,在“8个小时”之外尽量找回科研时间。

  科学家离实验室渐行渐远

  很多科学家晚上常常睡不着觉,让他们头痛的事儿比科研本身更复杂

  让张华教授(化名)回忆上次去实验室做实验的时间似乎是件很困难的事。

  这位年富力强的“长江学者”皱着眉头思索半天,徐徐吐出一句:“好像真的已经很久啦。”

  但他的确很忙,而且这一切忙碌都跟工作有关:指导学生,看文献、改学生的论文……而且,他是20多家学术期刊的编委,参与杂志审稿;他要领导一个实验室的运行,每个春节前后开始申请一年一次的基金,而到年终,则要汇报总结“今年做了哪些工作,发表了多少文章,申请了多少专利,下一年度的计划是什么”。

  对于张华而言,美好的时光只有刚回国的头两年。那时候张华有一半的时间和学生在实验室做实验。作为实验室主任,他亲自做实验,也手把手地教学生,“百分之百的精力都用在科研工作上,现在只能跟他们空对空地讨论了。”

  那时候,张华还有时间看世界顶尖学术期刊《自然》、《科学》,酝酿在上面发文章,而现在的行政事务和各类会议已经把这些空间填得满满当当了。

  和张华一样,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自嘲已经成为“兼职科学家”,他们向记者反映,科研一线那些真真切切的东西正在离他们越来越远。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曾深感应酬过多,耗去了大量的时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有时不得不“躲起来做点事”。而不少教授由于每天疲于应付繁杂的事务,只能把科研时间排在早晨9点以前、晚上7点半以后,外加双休日,带的研究生背后称他们为“双休日科学家”。

  北京一所重点高校研究高分子材料的赵博士的观察同样可以佐证。

  读博4年里,赵博士很难在实验室里见到自己的导师,这位“老板”主要在外面跑课题,拿回来就是手下的博士带着硕士们组成小团队做,平均一个人分到一个小课题,“一些署着导师名字的成果可能他根本没有参与过。”

  中科院声学所一位前所长直言做实验通宵达旦,长时间连轴转,对科学家来说,不觉累。让他头疼的是,有时正当进入状态,一些“十万火急”的电话就不期而至:“催您呢,上级检查组来了!”“这里在评审呢,你快过来!”……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生物化学家王恩多道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很多科学家晚上常常睡不着觉,想的不是科研,而是怎么避免科研项目因经费预算不合格而被卡掉!”

  “很多时候我们似乎更像老板,像推销员,反而是离科学家的身份越来越远了。”一位千人计划入选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感慨。

  “一年填了47份表,最厚的一份200多页”

  “大师+团队”的时间如果天天在应付申报和评估,就会变成“大佬+团伙”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地区某“985高校”的龚教授是个有心人。

  他专门统计了2008年一年他所负责填过的表格,“总共有47个难填的表,平均每个表填两天,就是近百天,3个月就没了。”

  这其中,最厚的一份表格多达200多页,龚教授关起门来,整整填了5天。

  这些表格名目繁多,龚教授扳起手指一一历数:“973项目”申请,重点实验室评估,重点实验室规划,学院的规划,学科的规划,“211工程”申请表,“211工程”年度工作汇报表,“985工程”创新表、申请表、评估表等等。

  填表的内容同样让人费神费力。

  比如每年搞大项目的预算,每一部分比例要符合基金的要求,仪器设备费、人工费、实验材料、测试费、国际交流费,参加几次国际会议都要列出来,要去算,“一个上千万元的大课题,要算多久啊!”

  龚教授说,很多刚从国外回来的老师花了大量的时间,也不知道怎么算,“因为最后要算一个符合申报规定的东西,但是肯定不是真的,谁能预料中间的变化呢”。

  南京大学文学院王彬彬教授对此深有同感。

  他介绍,即使在人文学科,一个表格填四五天也很正常,“每栏要填三四千字,最后填下来一两万字,还要去查很多数据”。

  在他看来,一些表格的设计很奇怪,比如为一个课题填表,需要分别填写两栏,本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和本课题的创新之处,每栏限3000字到4000字之内。

  这让他感觉很荒谬,“创新之处不就是成果吗?”

  作为申请者,王彬彬教授的经验是,每栏都要填满,表格交上去,别人都写了很多,你只写了一点点,评委就会觉得你态度不端正,要减掉很多分;与此同时,两栏里内容还不能完全一样,“一样的意思还得换一种说法,如果完全一样,评委也会觉得你态度有问题。”

  “这样一来有个危险,本来正常的学术团队就演化为‘大佬+团伙’了。”作为973首席科学家的龚教授发出警示,“大师+团队”能做出很漂亮的科研成果,但是如果每个人每天都在干这些虚的活,没有时间研究重要的科学问题,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成果。这就演化成“大佬+团伙”,和江湖人的生活很像了,“他能赚到钱,但是他没有产品,无法为社会作贡献。”

  “如果没有会,就是我的lucky day”

  一位科学家自嘲,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

  “我几乎每天都有会。如果没有会,就是我的lucky day。”说起科研时间被侵占,北京一家研究院的王教授有道不尽的苦水。

  王教授是中科院2004年的“百人计划”入选者,2005年初全职回国,太太和孩子都在国外,本想一心一意地在国内做科研,没想到常年会议缠身。

  他介绍,每周填表量不在少数,同样让人烦心的还有会议。王教授每周上班时间大概要参加4个会议,有党政的会、学术的会、外事的会、后勤的会等等。就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好不容易才推了北京市一个单位的评审会议。

  周六周日,王教授还要去参加一些评审会,这是因为一些科研领导部门怕平时人难凑齐,把很多评审会都定在了周六周日。

  所有这些会议,几乎没有一个小时内结束的,更多的情况是到外单位开会,一下就要花掉半天时间。

  “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王教授一脸苦笑地自嘲。而让他一直不适应的是,国内的会议往往根据领导的时间定,刚说完下午两点半开,马上就可以改到3点。

  为了帮助自己所在领域实现与国际接轨,王教授还需要接待大量的外宾,每周需要审阅至少一篇国外或者中国学术刊物的稿件。

  由于北京堵车,王教授每天早晨5点半就得起床,堵车之前到学校,在学校食堂吃完早餐,开始一天的工作。

  王教授说,真正属于自己的科研时间主要有两块,一个是中午,20分钟左右吃完饭,从来不休息,也不运动,省下来的1个半小时是学习、处理学问的时间段;下班之后大家堵车的时间,王教授到食堂匆匆吃完饭,又赶到办公室,9点钟左右才开车回家,“那是我做学问最好的时间,这个时候大家都累了,也就消停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特别是知名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时间长期得不到保证成为突出问题。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要保证科学家5/6的工作时间。中科院甚至专门成立了时间办公室。

  中科院吴国雄院士感觉现在已经到了比以前更严重的程度:到65岁退休,一半的时间都在开会,所以一个人科研的周期缩短了一半,对国家的损失很大,“现在是老院士开会,年轻人也开会,中年人也开会,会议扎堆儿。”

  吴国雄院士被开不完的会议搞得很苦恼:不少会议是熟人组织的,不去会得罪人,去了浪费时间。有时候他干脆带着东西做自己的“作业”。

  SARS疫情暴发时,各式各样的会都没了,他埋头做学问,3个月他与合作者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了3篇论文。但此后好长时间,都写不出好文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