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时璋: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

2010-11-11 09:43 来源: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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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时璋听到研究所发展的消息最高兴

贝时璋与助手王谷岩

《贝时璋传》,王谷岩著,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定价:49.00元

出任生物学系主任时的贝时璋

贝时璋手绘丰年虫受精卵卵割图 

  第一次了解贝时璋院士是读王谷岩研究员的《102岁院士贝时璋》,那篇文章曾作为2005年的开年大作发表在本报《科学周末》周刊上。那时这位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的百岁院士还坚持每天都工作、每天都思考科学问题。

  2009年10月29日,贝时璋在睡梦中安然辞世。在逝世的前一天他仍在和科研人员讨论科学创新问题,并鼓励他们“要为国家争气”,这也成为他的最后嘱托。

  为纪念贝时璋诞辰108周年及逝世一周年,前不久,王谷岩推出了自己历时7年写作完成的《贝时璋传》。这部近44万字的个人传记将带领我们去触摸贝时璋院士那厚重的科学人生。贝时璋把自己86年的精力都贡献给了他挚爱的生命科学。“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贝时璋院士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贝时璋一直不同意为自己立传,直到2003年他百岁寿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将其作为一项庆贺计划提出,贝时璋才没有明确反对。贝时璋的学生、助手王谷岩承担了《贝时璋传》的写作任务。

  贝时璋平时并不太愿意多谈他的成绩和贡献,每当王谷岩向贝时璋问起在某一时期或某一事件中他的所做、所说和所想时,他经常会说:“不要说得太多,那是我们应该做的。”有关贝时璋生平的文字材料也不多,只有1991年编纂《贝时璋文选》时他的学生应幼梅写过一篇类似传记的文章《贝时璋教授的生活、工作和思想》;再有便是2000年贝时璋与儿子贝德、儿媳朱蔓萝夫妇陆续谈的他的经历《贝时璋生平自述》。

  王谷岩认为,写传记,不只是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还要展示人物在生活年代相关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风土人情等大背景下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于是,王谷岩翻阅了《浙江大学发展史》、阅读了《竺可桢日记》,细读了《中国科学院发展史》和《中国科学院编年史》等。

  资料的收集和考证,王谷岩花了3年时间。王谷岩说:“这个过程十分必要而且值得。我从 1960年开始成为贝先生的学生,再到后来成为贝先生的助手,我应该是十分了解他的。但当我进一步去探究他的经历、他的人生轨迹、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和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事件中,他的奋斗、他的坚持、他的选择后,我对贝先生的人生才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贝先生是一代宗师、一位战略科学家,这样的评价,实至名归。”

  只要是国家需要那就“服从”

  1932年,在浙江大学执教的贝时璋发现了“南京丰年虫中间性”,对其性转变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1934年他提出了“细胞重建假说”,后来由于浙大西迁,1943年细胞重建的进一步研究被暂时放了下来。谁知这一放,竟放了近30个年头。直到1970年,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工作才又重新开展。

  细胞重建是贝时璋最重要也是最感兴趣的工作,但为什么他在学术精力最旺盛的时刻搁置了此项研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那30年中,贝时璋从事了这样的工作——先是出任浙大理学院院长,参与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和学部的建立,后来又调任中科院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1958年,在北京创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任所长;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任系主任。在中国科学院,贝时璋还有大量的科学组织和制定科学规划工作,参与许多社会工作,参加或率领科学代表团先后访问了13个国家……

  贝时璋曾说:“实验室和图书馆是科学家最爱待的地方。对科学家来说,最快乐的事情是待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或在图书馆里看书。” 但贝时璋却没能一直完全待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他的时间让学术管理、组织工作、计划工作、外事工作还有社会工作占据了。

  1954年中国科学院为建立学部作准备,希望调贝时璋参加学术秘书处的工作。贝时璋觉得自己在科研方面想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而且做研究工作可以最好地发挥作用。但当中科院的华东办事处主任李亚农劝说他,“兼着做些学术组织工作可以有更大的贡献”,又说这是组织的决定,希望他能服从分配时,既然党和国家有这样的需要,贝时璋还是迅速认真、一丝不苟地投入到学术秘书的工作中去了。

  杨福愉院士曾回忆说,面对国家要求,贝时璋虽说“从我个人角度看,我还是喜欢做研究工作,而不大喜欢做学术组织工作”,但他还是顾全大局,急国家之所急,勉励从公,无私奉献。

  只要是“国家需要、科学需要”,贝时璋一直都在遵循这两个字——“服从”。

  贝时璋一生没有得过大病,98岁之前没有住过医院,后来除两次小手术外只住过3次医院,均是因为肺炎。但贝时璋特别不愿意进医院,无论是做大夫的女儿还是助手王谷岩,都不能把他劝进医院。他很坚持:“我自己是学医的(贝时璋曾就读于同济医工学校医预科),我的身体我最清楚。”这时候就只能请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杨星科出马了,每次都是在杨星科的劝慰和安排下,贝时璋才同意“作为党员服从组织”住进医院。

  具有开拓精神的战略科学家

  贝时璋的一生充满了挑战。1930年刚刚回国受聘到浙江大学,27岁的贝时璋就被要求筹建生物学系。只有助教经历的他,单枪匹马准备教材、订购仪器、绘制教学挂图,由于缺少师资,他一个人先后开出了普通生物学、普通动物学、组织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动物生理学、形态发生学和发生生理学等课程,把生物学系办成了“一人系”。

  此后贝时璋一直在做开创性的工作——他是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他开创了我国的放射生物学和宇宙生物学研究,他主持领导了我国首批生物火箭的成功发射,他是筹划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先行者。一位先行者,不仅要有卓越的见识、敏锐的洞察力,更要有勇气承担各种各样的压力。

  贝时璋一贯重视学科交叉,在科学实践过程中也形成了学科交叉和发展边缘科学的学术思想。基于所积累的广博知识和多年的思考,贝时璋深刻地意识到作为新兴边缘学科的生物物理学,对推动生物科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多方努力下,1958年,贝时璋创建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学研究所获得了国务院的正式批准,贝时璋出任所长。

  如今,多学科交叉发展生物学已成为时代的潮流,为科学界广泛接受。但在半个世纪前,学科交叉的可能与必要、生物物理学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国内外都还是一个争论得十分激烈的问题,贝时璋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建所之初,贝时璋以“从头培植”生物物理学新生力量为主,陆续招收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和技术科学各专业的毕业生来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到1968年,全所人员的专业组成已经包括理工农医4个门类、16个学科、85个专业,是一支多 “兵种”的科技队伍。团结这样一支特殊队伍,贝时璋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每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身为所长的贝时璋都要将他们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向他们说明生物物理学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帮他们分析自身所长,与他们规划将来的工作重心。王谷岩说:“那时分到研究所里的科研人员,学数学的要去学做剥制神经标本和生理学这样的生物学实验,学生物学的要学会应用控制论方法研究生物系统。贝先生就是这样将学科交叉理念一步一步渗透到大家的科研工作中去。”

  “科学研究要为国家建设服务”,贝时璋在承担科研组织管理工作的过程中,渐渐地把促进整个国家的科学发展作为了自己的神圣职责,开始考虑并自觉探究国家科学发展战略,在参与历次国家和中科院的科学规划制定和开拓我国生物学新型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一位战略科学家的作用。这才有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建所以后,无论在基础研究还是在联系国防、工业、农业、医学和生物工程技术方面,都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60年代,贝时璋先生谈起生物物理学的前景时,常用安徒生童话中‘丑小鸭’的故事来比喻生物物理学的发展历程。时间荏苒,丑小鸭终于变成了一只大天鹅。在这种惊人的转变中,在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创业中,贝时璋先生的功绩有目共睹。”王谷岩不无感慨地说。

  “学问试看胜于我者,境遇要比不如我者”

  贝时璋享年107岁,是寿命最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问起他的养生之道,他总结了4条: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饮食清淡。

  淡泊名利、宽厚待人,作为一位大科学家,贝时璋始终如是。

  王谷岩自贝时璋百岁之后就担任他的助手,每逢星期三的上午,王谷岩要在10点钟准时来到贝时璋的家。每到讨论工作的这一天,贝时璋总是提前到客厅就坐。王谷岩一到,贝时璋起身和其握手,热情而和蔼地说:“王谷岩同志,你好!”每当工作结束王谷岩离开时,贝时璋又总是起身与之握手,还要送到门口并道别:“王谷岩同志,再见!”

  不仅是对王谷岩,对于任何人,不论是领导、同事、朋友,也不论是学生、下属、小辈,或是来拜访他的少年儿童,贝时璋都无一例外地热情问候、热情接待。

  贝时璋笃实敦厚、严于律己。一年的夏天,谈完工作后贝时璋对年过花甲的王谷岩说:“最近天气太热了,你就不要每周都来谈工作了,隔一周来一次吧,你也休息休息。”顿了顿,贝时璋又说:“这个月我没有工作,你跟所里说一声,停发我这个月的工资。”王谷岩忙解释工资要照常发时,贝时璋却特别坚定地一摆手,说:“你不要发表意见,把我的话传达给所里就行了。”

  这位著名的科学家,一生并不富裕。贝时璋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憩桥镇一个贫穷家庭。 1921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马克贬值,靠父母多方借贷,贝时璋才得以留学德国。在德国读书期间,家里为他举债5000元之多,同时也靠着中国同学、德国同学多方接济,才得以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用了7年时间,1936年贝时璋才分多次还清了他的“留学债务”。

  “学问试看胜于我者,境遇要比不如我者”,这是贝时璋的座右铭。他一贯安于清贫,对生活很知足,从来要求不高。与许多老一辈科学家一样,他的穿着很随便,冬衣穿了十几年不肯换新的。贝时璋住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的一座住宅楼里,那栋楼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是中国科学院为一批著名科学家特批特建的“特楼”。贝时璋1955年住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三座“特楼”里原有的老住户,有的已辞世,有的搬出住进了新居。到2009年唯有106岁的贝时璋先生和96岁的何泽慧先生,依然在这里对门住着。

  贝时璋去世后,他所有的积蓄加上抚恤金一共50万元。在今年10月29日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举办的贝时璋院士诞辰108周年(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子女们秉承父亲贝时璋生前的意愿,决定将其全部捐赠给了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作为“贝时璋奖、贝时璋青年生物物理学家奖基金”。“一个真实的科学家,是忠于科学、热爱科学的;他热爱科学,不是为名为利,而是求知识、爱真理,为国家作贡献,为人民谋福利。”贝时璋说过的这句话,在了解了他的科学人生后,读来让人特别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