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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科学史家许良英：像爱因斯坦那样永不沉默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许良英这个名字并不十分熟悉，但其注定和另一个无人不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爱因斯坦。
在许良英去世当天，家人收到一张“以前不认识的人”用电子邮件发来的画像。画像里，许良英本来还算整齐的白发变得根根竖起，像极了那张流传甚广的爱因斯坦的照片。而在有些媒体的报道中，他甚至被称为“爱因斯坦的中国传人”。
1979年，《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最终出齐。这套大部分是由许良英在浙江农村“点着煤油灯”，“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才完成的书稿，成为当时世界上收录得最全的爱因斯坦文集。胡耀邦看了这本文集后说：“很多内容我没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在网络上关于许良英的悼念文章后面，也有很多人提起这本文集，将它列为自己的“科学启蒙读物”。
在他的学生、清华大学教授刘兵看来，“爱因斯坦传人”的说法可能不准确，但他确实是“爱因斯坦在中国最重要的传播者和研究者”。
2000年，学者傅国涌给许良英写了一本书，名为《爱因斯坦的影子：许良英的道路》。但许良英本人却不同意这个标题，他认为自己和爱因斯坦走的路不太一样。
与那位到处流传着或真或假的幽默小段子的爱因斯坦相比，许良英的脾气有点过分严肃了。他不喜欢很小的小孩，因为他说的“他们听不懂”。如果小孩请教他物理题，他会用一张很大的纸，列满物理公式，天书一般，“一句解释也没有”。
许良英没什么兴趣爱好，几乎从不跟人开玩笑。他晚年的生活，无非是读书看报，天气好的时候去颐和园散散步，偶尔留个影。就连看电视，也永远只看新闻，“电视剧从来不看”。
可一旦遇上感兴趣的话题，他就会“滔滔不绝”。来自浙江的张轩中还清楚地记得2011年拜访他的情景。那是一个白发苍苍的有点微微驼背的老人。虽然谈话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开始，但许良英突然话锋一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没有民主来得更重要”。
这正是他更为关注的东西。晚年的许良英关心民主更胜于关心科学。
与爱因斯坦相似的是，许良英同样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脑，记忆力超群，看过的新闻经常能十分清楚地记得细节。但是，他从来不会专门关注那些关于贪污腐败新闻的细节。“没有民主就一定腐败，这没什么好关注的。”
1995年，许良英得到了学者傅国涌的一篇关于民主的未发表的文章，马上开始给这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写信，提出“一条条很细的”批评意见，其中包括了他对顾准、孙中山等人的独特看法。
晚年，他计划和夫人王来棣合写一本《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为此，他专门研究了西方民主的历史，读了许多“砖头一样的大书”。这对他并不容易。60多岁时曾患视网膜脱落的许良英，这时的左眼视力为0.01，右眼视力为0.1，只有依靠放大镜，才能勉强辨认出字来。但即使如此，在最终离世前，许良英夫妇已经完成了从古希腊到美国的部分的撰写，“基本已经成体系”。
“把民主与共和、宪政并列是不合逻辑的。可以与民主相提并论的是自由、人权、法治。”在很多问题上，许良英的“体系”都有异于别人。
“许良英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特点，他搞什么就特别重视什么。”与许良英相识67年的范岱年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回忆。他还记得当年在中科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时候，许良英曾立志让自然辩证法研究超过苏联。在浙大物理系的时候，他在实验室门口写上“科学至上，物理第一”。那里也是他与爱因斯坦的缘分开始的地方。
那时的许良英还是一名不到20岁的头发乌黑浓密的小伙子，但早就已经读完了相对论的有关书籍，并立志做一个“爱因斯坦那样的物理学家”。就连考入浙大第一年填表的时候，志愿栏里他也写上了“做当代物理学权威”。
1942年，即将从浙江大学毕业的时候，导师王淦昌希望许良英能留下来一起研究中微子，甚至有可能“拿诺贝尔奖”。但是，当时的现实使他不能安心，这位因爱因斯坦而喜欢上物理的年轻人，选择了一条没有爱因斯坦陪伴的革命之路。
“他这人有点完美主义。”直到今日，范岱年依然记得多年前许良英曾跟他说过的一句英文，“all or none”。
这句话也几乎成了他一生的信仰。
晚年时，有朋友来拜访他，借书、聊天儿，他常口无遮拦地得罪很多人：“×××还可以；×××很不错的；×××混蛋，很差劲；×××是个阴谋家。”
在大儿子许成钢看来，父亲喜欢批评人是因为他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人，脑子里“没有任何灰色地带”。即使那些和他本来关系好的人，或者是正在帮他的人，只要发现有一点错误，肯定立马批评，“毫不留情面”。
甚至，当看到他一直十分尊敬的老师束星北公开宣称自己曾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时，有些怀疑的许良英就开始翻阅资料。获得确切证据后，他给几家媒体写文章公开宣称：“这是束先生经历20多年精神折磨的后遗症。1957年开始，普遍出现了说真话获罪、说假话受奖的怪现象，他的心灵被扭曲后，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你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假话，我就不可以？”
假话是被许良英所不齿的。毕业于浙江大学的许良英，最为推崇的就是解放前浙大的老校训：“求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浓重的浙江口音永远能随时背出这句老校长竺可桢对校训的解释。
解放后浙大的校训被修改为“求是创新”，许良英还曾为此当众向那位曾经主持修改校训的校长发难：“‘求是’后面加个尾巴，犹如画蛇添足，有点不伦不类”。事后，这位领导对他说，“你的意见我理解！”但是许良英却认为这是“掌权者惯用的语言”。
与许良英交往十多年的傅国涌认为，“他一直葆有一颗童心，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对人是敞开的，对人、对事的评判从无顾忌，完全从本心出发，也不是所有的评判都对，但他是严肃的、真诚的，他活得很真实，从年轻时代到最终岁月，从无更改。他说自己一生不说谎话，除了1949年前跟国民党特务斗之外。”
这种口无遮拦或许是许良英身上最为明显的爱因斯坦的影子。爱因斯坦认为，对社会上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保持沉默，“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在特殊的年代，那些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事，像强烈的日光，打在许良英身上，让他这“爱因斯坦的影子”愈发强烈和真切。
“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此起彼伏。一篇由许良英和另一位作者共同完成的文章《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被批为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虽然由于“右派”的关系，许良英并没有在这篇文章上署真名，但面对调查组，他还是说“这篇论文全部是我写的”，“文章如有问题, 全部责任应该由我承担”。
1962年，许良英从中国科学院接到了翻译爱因斯坦文集的任务。这时，“右派”许良英已经回到了浙江临海张家渡的老家，成了一名“头戴猢狲帽，腰间系着长围裙”的农民。
为着手这项巨大任务，许良英专门定做了一个80厘米长，20厘米宽的木盒子，里边装满了爱因斯坦的数据卡片”。
在他借阅的资料中，最先引起他重视的是一本《爱因斯坦论和平》。在看完这本700多页的英文著作，发现爱因斯坦“终生信奉社会主义”，“政治上应该是我们团结的对象”，这才开始“心安理得地编译他的著作, 介绍他的思想了”。
此后，许良英不再下地劳动，而是用稿费购买工分。每天晚上工作到八九点大队停电，就“点上煤油灯继续翻译到深夜一两点钟”。
对于许良英来说，这时最困扰他的是为什么自己成了“右派”。为了搞懂，他找来了全套的马恩全集，一遍遍地读。还曾经去过韶山，“五进毛主席故居”，每次去就捧着小红本的《毛主席语录》，有时“甚至会热泪盈眶”。
有人感慨许良英的最大错误就是“把该在家里说的事情，拿到单位里说了”。
“我们这些人想不通就慢慢想嘛，但许良英就不行。”直到今天，范岱年依然记得许良英当时“暴跳如雷”的反应。
直到1974年向商务印书馆交《爱因斯坦文集》的翻译稿，目睹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闹剧，他才彻底从迷信中猛醒过来。“回头一看，几十年的一切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装》一样。”
后来官方发布消息，称《文集》的编译工作“是由中国著名物理学家许良英主持”。但是，他对这句褒奖之词并不领情，“立即去信要求更正”，申明“我既不是‘物理学家’，更不是什么‘著名’人物，我不过是一个农民，一个没有公职的人民公社的社员。”
许良英身材瘦小，但直到晚年脾气不改，一旦发怒起来，能量惊人。
在拜访许良英的时候，张轩中想起来，虽然许先生做了许多的事情，但是像他这样的80后年轻人许多根本不了解他，对他的呼吁也不感兴趣，于是就小心地问他，是否对年轻人绝望。
“屁话，我怎么会对大多数人的人性绝望呢？你这样说我又要说你放屁了！”许良英又变得有些激动。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不可侮的。”这是晚年许良英经常提起的一句话。致力于研究民主的他，虽然相信“中国知识分子中真正搞清楚民主概念的，恐怕不到一百人”，但却一点也不悲观。
1月30日，许良英的遗体告别仪式原计划是一场极小的仪式，只通知“亲戚和最亲密的朋友”，没想到，来了很多人。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一个小小的告别厅站满了人，很多人只好在外边寒风中排队等着。
没人说得清，许良英最后的选择是否受爱因斯坦的影响。2005年，当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许良英，提及爱因斯坦死后“不举行任何葬礼，不修坟墓，不立碑或任何纪念性标志，骨灰由亲友秘密撒向天空”的处理方式时，许良英说，“这才是真正的、完整的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被超越的。”
仪式结束后，许良英献出他最后的一样东西——他的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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