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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侠：重温《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9.9.18

　　——中国科技政策的路标与里程碑

　　如果说美国政策战略专家万·布什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1945年)是美国战后科技事业发展的蓝图与圣经的话，那么中国1956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就是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路标与里程碑。从历史功绩与深远影响来说，中国1956年颁布的长期发展规划远远超过同期布什报告给美国所带来的影响。

　　众所周知，布什的报告自1945年提出，直到1950年才被国会通过，即使从影响力来看，中国1956年的发展规划也毫不逊色。很难想象，如果没有1956年的长期发展规划，中国的科技事业将会是什么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科技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仍要感谢1956年的那份报告给我们奠定的基础。53年后的今天，对于那份遥远的报告，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呢?60年前的那些中国科技政策专家们为我们今天的政策制定留下了哪些宝贵的智慧呢?

　　纵然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1956年的那份报告仍然可以说是一份高质量的报告。这份规划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如下文件中：《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国家重要科学任务说明书和中心问题说明书》、《基础科学学科规划说明书》、《1956年紧急措施和1957年研究计划要点》与《任务和中心问题名称一览》，其中主要内容就是前4个文件。它的主要目标包括：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和今后12年科技发展的主要目标。按照笔者的总结，这份报告很好地兼顾了科技发展中如下两个层面的关系：其一，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其二，纵向与横向的关系。这种政策制定纲领也决定了未来中国科技政策制定的范式以及科技发展的路线图，今天我们的各项科技政策与战略规划的制定模式仍然是这种结构，由此可见它对中国科技事业的深远影响。从思想观念层面来说，这种政策范式的形而上基础是实用主义，由此也可以发现真正的实用主义是有生命力的，尤其是在实践层面上，它能最大程度上避免意识形态的干扰。它的薄弱之处也是相当明显的，即对超越层面的关注不够，这点在科技发展水平整体偏低的情况下，不容易显现出来，当整体科技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后，它的缺陷与不足就变得很明显。

　　回顾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一般来说，把这60年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1956～1967;第二阶段，1968～1978;第三阶段，从1978至今，呈现出两个高峰期与一个低谷期，大体来说，每一个阶段都制定了一个发展规划。1956年的发展规划是我国第一部科技发展规划，它仅仅实施了5年时间，各项任务指标就于1962年提前完成。至于国家在第二阶段制定的《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简称《十年规划》)，与第一个规划在制定理念上没有太大区别，由于文革的冲击，这份规划基本上是一种过渡产物，科技事业的基本指导思想仍然是1956年模式的延续。第三阶段，则是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与第一个阶段相比，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第一个规划时期，科技体制运行的背景条件是高度的计划经济，此时科技事业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在速度与质量两方面达到了高度统一。第三阶段科技体制运行的背景条件是市场经济体制，科技任务的指派方式也由指令性向指导性转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特点，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共同体成员的一种内在驱动力，再加上两种体制转轨，导致学术规范的转型并不彻底，由此也造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情景：一方面，中国科技事业以更快的速度迅猛发展，另一方面，科技质量出现明显下滑，远比不上第一个阶段，目前蔓延的各类学术不端行为，就是科技质量下滑的一个标志。如果我们把质量下滑定义为一种负效率，那么我们今天的科技总体效率远远赶不上第一阶段。把这个效率分解一下，人员、投入与产出这三个指标中，今天比1956年都高出许多，而差距恰恰在于，现在投入虽然多了，但是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严重低下。第一个规划时期，我们用少量的投入就取得了一系列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科技成就，而今天，我们投入这么多，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力资源储备，却没有取得多少标志性的成就，这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从宏观的资源配置到微观的利用效率，1956年的规划在各个方面都算是成功的。作为一种共识，计划体制不如市场体制，但是，颇为奇怪的是，恰恰是1956年的模式让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政策制定来说，这里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笔者认为，1956年的规划更多地是针对技术与工程问题，与纯科学关系不大，所以计划模式在这个领域是有效的。当问题转到更多的科学问题时，计划模式就显得僵硬了，还是市场模式的自由探索更为有效，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政策制定模式仍然没有很好地区分这种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1956年的发展规划，是科技政策制定中无法绕开的路标，它作为参照系，暗示出我们今天的政策制定模式应该大胆改革，而不是纠缠于到底是内容模仿，还是结构模仿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1956年规划的路标作用在今天仍然存在。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李侠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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