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士质量折射培养制度矛盾 导师制被异化

2010-9-25 10:01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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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工

  中国已成“博士生产大国”,最牛导师曾同时带47名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的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的一系列数据犹如顽石入水,激起千层浪。

  大学扩招不断推进,博士生数量也跟着上升,传统的导师制向老板制转型,却又一时间显得不伦不类,怪相丛生。

  博士生与博导构成的这个江湖,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下学术和科研的诸多病态,令人深思。

  尴尬的博士

  有别于欧洲的“师徒制”,同时又与美国的“老板制”有差距,中国的博士生培养制度在现实拷问之下问题重重。

  周光礼撰写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自8月24日这天面世后,即引发各界争论。

  在这个被为“国内第一份有关中国博士培养质量的调查报告”中,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并且触目惊心的现实,当中案例包括:1名博士生导师同时带47名博士生,导师摇身变为“老板”,博士生沦为“廉价劳动力”等等。

  周光礼分析,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当前,中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而在此模式主导之下,很多问题就出现了。

  不过,接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邀访的电话,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周光礼现在不再侃侃而谈,而是迅速挂掉。

  规则反复

  事实上,中国的博士生问题已经日渐引起严重关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主任陈洪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三年前开始,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就着手进行全国博士生的调查,调查结果将集结成书,于今年9月底出版。周光礼的调查选样千人,集中于两所学校。而陈洪捷领衔的调查,则是一个全样本的调查,“所有培养博士的单位全都包括进去了,问卷发了3万多份。”

  据陈洪捷介绍,在国外,有教授头衔的就可以担任博士生导师,而中国并非如此。中国的博导需要从教授中遴选出来,遴选责任部门包括教育部的学位办公室、各地的学位委员会,以及高校里专门的学术委员会。

  而在博士生那里,博导则成了“老板”。

  周光礼的调查报告称,有的导师把博士生当做廉价的高级劳动力。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有些导师100%的横向课题由学生完成。

  坊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老板’带的学生越多,收益就越高,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变成雇佣关系、劳资关系,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劳资’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契约,‘劳’方只有劳动的义务,却没有索要报酬的权利。”

  而事实上,中国的博导制度又不是纯粹意义的上“老板制”。

  周光礼的报告指出,中国博士培养制度的矛盾,其实正是“导师制”与“老板制”的冲突。

  所谓的导师制(或称师徒制)源于欧洲,以科研和撰写论文为主要任务,实行导师个人负责制;而老板制源于美国,强调课程学习、实行严格的资格考试,实行导师小组负责制。

  “从国际上对博士培养制度的总体研究来看,主流看法认为欧洲的导师制需要改革。师徒制最大的问题是,一个老师就算再有能耐,但个人的知识和视野毕竟有限。而美国倡导的老板制,是一种导师集体负责制,可以兼收各家长处,创新、机会、潜力会大得多,因此美国的模式普遍被看好。”陈洪捷说。

  老板制能够利用市场有效配置大学科研资源。周光礼认为,老板制的形成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研究经费以竞争的方式发放,并在研究经费中把用于研究生培养的费用计算在内,在科研中实现“教育功能”;二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招收主要由导师掌握的研究经费决定,教师掌握的研究经费越多,招收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也越多。正是通过这样的市场机制,老板制有利于实现大学人力资源和科研经费的优化配置。

  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顶级大学是在美国,即可以证明美国博导制度的优越性。

  在中国,博士生培养制度曾经经历多次的反复——先是模仿日本模式,随后学习德国模式。 20世纪30年代,中国建立了美式博士培养制度。到了20世纪50年代,又开始全面学苏联,建立起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体制,实际上又回到了欧洲的导师制。而到了文革期间,这种制度很快又烟消云散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了导师制。但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于是,改革的目标又转向北美的老板制。当下中国的博导制度,正是处在第二个循环当中。

  但是,在朝着“老板制”转向的过程中,中国的博导制又带有明显的“师徒制”色彩。“虽然一个博士生上面除了设有导师以外,还有很多由一两个博导组成的指导小组,但所谓的指导小组只是名义上的,真正操作起来往往还是以一个导师为主。” 陈洪捷说。

  制度异化

  2008年,中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09年,全国在读博士生达到24.63万人;2010年,全国博士招生计划为6.2万人。

  招收学生的依据是导师个人偏好,别人无权干涉。在博士招生规模很小、导师选拔严格的条件下,这种方式与博士培养的要求是相匹配的。但随着中国博士教育规模急剧扩大,招生腐败亦随之出现。

  在美国读博士,课程学习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每一门课程几乎都要求达到世界最前沿水平,每门课程都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而对博士生的评估,则是由第三方的中介机构进行。也就是说,决定一名博士生能否毕业,该名博士生的导师说了不算,而是由导师指导委员会进行决定。

  但在中国,博士的课程学习几乎沦为了摆设。在这次调查中,几名博士生导师都表示,“给博士生上课是没有必要的。”有些导师甚至直言,“即使一门课都没有,我也没什么意见。学生培养计划发放下来的时候,我就非常不认真,签个字就算了。学生要上哪几门课,可以去问师兄。关键是学分够了就行了,他们上几门课我也不知道。”

  于是,学术研究便成为中国博士们最重要的学习方式。

  陈洪捷表示,导师普遍的想法是,“活是肯定要干的,因为研究训练肯定要在实践中去完成。”但是,研究项目本身的科研含量有多少,是问题的关键。

  而学生则称,“我做了很多项目,出了很多差,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和工作有什么区别啊?读博期间还做那么多横向项目,还不如出去工作。”

  横向项目一般是指来自市场的项目,多见于理工科,一般是将已有的理论成果转化到实际应用中去,因此产品直接与市场有关。在中国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后,横向项目便成为课题组的重要经费来源。

  与横向项目相对应的是纵向项目,一般是指来自中国教育系统内部层层下达的科研任务。纵向课题多是理论研究,需要的是学术创新成果。由于中国的科研经费僧多粥少,纵向课题的经费,往往只包括购买仪器、设备、资料和差旅费,不允许用于人才培养。

  因此有学生称,在一些项目中,“有些老师自己一年拿几十万,对一个学生一两万都不愿支付。”

  于是,师生关系演变为一种类于雇佣的关系。2006年,上海某高校就曾发生过几位研究生不满导师“剥削”而集体将其“炒掉”的事件。更有甚者,有的导师让研究生帮其著书,自己却不进行任何指导或把关。学生为了表示“无声的抗议”,竟连篇累牍地抄袭别人的著作,引发官司,让导师的丑闻最终曝光……这些看似荒唐的现象,在赤裸裸的“员工”与“老板”的关系中是不足为怪的。

  “中国培养博士的一个传统概念就是,你的导师是谁,他就成为你唯一的指导人。他给你项目,给你钱,这就牵扯到利益关系。” 陈洪捷说。

  这样一来,博士生和导师之间,就像一个小公司中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一些博士生导师辩解称,他们会安排博士生做科研项目中需要思考和技术创新的部分,而那些纯粹的基础工作,则交给硕士生去做。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两种任务其实很难区分。

  为了整治招生腐败,中国高校开始更多地借鉴美国经验,实行越来越严格的量化管理。但博士培养制度依然还是过去的学徒式,这也就使得美国的老板制在中国被异化。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书中说,“全国指导博士生在20人以上的导师不在少数,指导博士生最多的一位导师手头上有110多位博士生,但是,许多博士生从入学到毕业没有见过导师一面。”

  陈洪捷认为,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并没有上述所言如此严重。但他也指出,“这不是某个导师的问题,而是整个科研体制的问题。”

  学术草根

  “博士是中国学术的草根。”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导沈阳教授说,“因为绝大多数的科研项目是由博士生承担,但他们的待遇非常低。”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名博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称,“每个月只有1000元的补助,甚至很难维持正常的人际交往。”因此,除了给老板做课题以外,他还悄悄地在外做一份“没有任何学术含量的兼职”。

  理工科院系的博士待遇要好一些,尤其是导师的横向项目比较多的时候,“导师会象征性地发点钱,”华中科技大学电机系的一名博士说,“有时候每个月能拿到2000元左右。”

  陈洪捷认为,博士质量最大的一个隐患在于生源本身。因为读博士的条件较艰苦,因此潜力较好的学生不一定选择读博士,而宁愿去工作或者出国。“在读的博士生中有很多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础不好,或者出身的学校不好,基础上有弱点。第二类是,不愿意做科研,只是为了到这个城市,或者跟配偶团聚,或者不喜欢原来的工作,所以选择上博士。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就是拿博士当跳板,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于是,很多导师也就抱怨,‘学生没兴趣,那我怎么培养?’”

  这个问题显然与国家给博士生的待遇有直接关系。许多中国人选择去美国和西方读博士,即因为那里的待遇较好,博士生可以维持生活,可以养家。此外,中国的博士规定为三年制或者四年制,时间限制很死。而在国外学制是弹性的,三四年做不完可以再延几年。

  “有时候,博士生正在做一项大的研究,需要时间慢慢打磨的时候,就要面临毕业、找工作。这种情况就导致博士生做选题时,压根就不去碰那些大的难题。”

  因此,在现实中,博士希望投靠课题多、项目大的“大老板”,而“老板”则希望找到听话、出活和“有后台”的学生。学生需要导师提供项目与经费,以使他们完成论文并获取学位,并不在意老师是否能真正给予学术上的指导;导师则需要学生参与课题,成为自己“项目组”的“劳动力”,而学生能从中学到什么,以后成为怎样的人,他也并不在意。

  对此,周光礼称,“中国大学科研中的老板制是功利主义的产物,是师生关系功利化的结果。这是一种利益驱使和彼此回报的关系。”

  但对于媒体一边倒的指责,沈阳则反驳称,博导变成“老板”,原因并不出在博导身上。在中国现有的教学体制中,给予年轻学者的机会太少,原本就不多的纵向课题总是会落到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手中。

  沈阳老师还透露,教育产业化之后,“作为硕士导师,每年要自己拉20万的课题,作为博导,每年要自己拉40万的课题。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学校就不会让你再带学生。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2007年,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发表声明,称自己由于交不起“助研经费”而放弃招收博士生。声明称,“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硕、博士研究生,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均须向校方交钱,前者称‘学费’,后者称‘助研经费’。‘助研经费’数额,按招收研究生人数多寡翻倍递增。本人‘无力缴纳此钱’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烦请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

  然而,更多的博导无法如此洒脱,因而不得不变成商人,工作重心也就从专心研究课题到费尽心思找项目。“尤其是当你带领着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中又还有年轻教师的时候,这种压力就更大了。作为一个团队的带头人,你不能让他们没有基本的生活费吧?所以就不得不总是想着要找项目。”沈阳说。

  据沈阳观察,很多博导专注于拉项目之后,自己就不动手做课题了。因此,博导对学术前沿的把握程度急剧下降,更谈不上有足够能力指导博士生。

  就在周光礼的报告发表后六天,他所在的高校——华中科技大学宣布,拟清退307名超学时的研究生。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很少上课,完全是为了“混文凭”而来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华中科大内部相关人士了解到,在这份名单中,除了奥运冠军杨威和高崚之外,还有很多在职博士,他们的身份大致有两种:一是在职的青年教师,博士文凭意味着评职称的必要条件;二是官员,博士文凭则意味着“镀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