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治理的“中国式”尴尬

2014-3-05 16:36 来源: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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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几天被雾霾笼罩的北京,在一股冷空气过后露出了蓝天。参加两会的云南姑娘、全国人大代表铁飞燕换上一袭水蓝色的回族长衣,向记者描述前几日的满目灰霾——“那是记忆里的小时候,家中灶台前柴火燃起时满眼生烟的模样”。

  生活在云南省小喜村的她,用“天壤之别”来形容家乡和首都的空气差别。“听说风来了,雾霾就散了。”这位“90后”人大代表以前也许还无法理解,为什么这里的人们如此期盼一场大风的到来。

  史上最严督察组也有管不了的事

  一场空前的灰霾,催生出一支空前的跨区域交叉督察队伍——就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12个厅官带队的督察组奔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保部下达死命令:一定要查出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包景岭参与了这次督察行动。“第一天我的嗓子就成这样了。”这位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嗓子还有些沙哑,不住地咳嗽,手里的水杯没放下过。

  尽管呼吸道向来不好,但包景岭觉得走访各种重污染源地戴口罩实在不方便。可就在雾霾最重的那几天,他还是看到了一些令他不解的场景。焚烧秸秆的火焰窜得老高,方圆几里地都是黑烟;新开业的饭馆前放起了上万挂的鞭炮,灰色的竹烟久久不散。包景岭站在浓重的烟雾里,驻足不愿离开。“我就上去劝了两句:空气都这样了,你看不到吗?”

  好在一路下来,还有令包景岭欣慰的事。2月末北京发出空气污染黄色预警的第二天便升级为橙色预警,根据预测,天津数日后才可能达到北京的污染程度。“没到那个污染程度,我们无法发出预警,但政府马上对各种污染源发布政府令,希望他们能够重视即将到来的重度污染,采取相应措施。”

  “结果我们发现,有企业早早就关停了生产线,天钢更是将标准范围内的污染排放降到原有的10%,也加大了处理装置的能耗。”尽管包景岭说话的时候声音依然沙哑,但他终于露出了采访过程中少有的些许笑容。

  灰头土脸的“世界冠军”

  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志强代表去年两会期间就提出建议,对国家各大功能区资源承载力的上限应该进行研究。“我们的环境也应该有条‘红线’。”他说。

  张志强期望中的“红线”还没有半点苗头,有关城市之间的资源比较就已经出现在各路媒体版面:保定羡慕北京有钱、有气;北京羡慕保定城小、人少。

  听了这话,包景岭很不高兴。“保定那么小,污染有时甚至超过北京和天津,城小、人少污染就不存在了?相反,东京的人也不少,城市发展得也很好,可人家的空气质量像北京这样差了吗?”

  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代表更是用“世界冠军”来形容我国东部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尽管要参加全国两会,还要准备手中的若干份建议。丁仲礼还是在开幕的前两天,忙里偷闲组织了一场讨论会,请来专家探讨大气灰霾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4日上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提出的有关雾霾的问题,发言人傅莹虽然面带微笑,却显不出一点轻松。她说:“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了,雾霾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一些城市标志性的难题,而且范围还在扩大。”

  “这里的人能做的只有戴上口罩或者待在家里”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曾在公开场合自嘲:“我听说世界上有四大尴尬部门,中国的环保部就是其中之一。”(网友评选的其他3个部门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俄罗斯民族与宗教部门、台湾地区所谓的“外交部”。)

  环保部的尴尬正是环保在中国的尴尬。来自芬兰的《赫尔辛基新闻》记者米可参加此次中国两会报道,面对中国的雾霾问题,这位西方记者的表达显得更为直接:“我在北京工作居住,对中国民众来说差劲的空气质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2月下旬华北地区持续的雾霾天气阶段,国外社交网站推特(Twitter)上有关中国天气问题的讨论被网友截图在网上传播:“面对糟糕的天气,这里的人能做的只有戴上口罩或者待在家里”。

  这样的描述并非无中生有,很多代表委员表示出行戴口罩已经成为一个“标准配备”。“如果在户外时间长,还是要戴个口罩才行。”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新民说。“戴普通的口罩都不行,要戴那种专业的医学口罩才有效。”来自山东的全国人大代表姜卫东说。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超过半数的代表委员表示,他们认为雾霾天待在家里要好过待在外面,“屋里的空气质量总好过外面一些”。

  而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北京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孙铁英的提案,让这样“明智”的选择显得尴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对北京的办公场所和住宅等室内的PM2.5进行检测,发现室内与室外的PM2.5浓度比在0.7—0.85之间。“就是说,室内室外的差别并不大,室内也并非完全安全。”孙铁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