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基金2011年财政预算120亿元

2011-3-11 08:32 来源: 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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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更具活力、更富效率、更加开放的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

——对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

  核心提示:

  ——“十一五”是科学基金投入快速增长、资助环境显著改善的五年;是基础研究队伍发展壮大、人才资助力度显著增强的五年。五年间,科学基金运用国家财政投入超过300亿元,是“十五”约100个亿的3倍。

  ——五年来,科学基金管理最大的收获就是不断完善科学基金管理框架和加强规章制度的建设,使科学基金管理走向规范化、法规化。

  ——未来五年,科学基金总体发展目标是“一个形成、三个推动”,即形成更具活力、更富效率、更加开放的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推动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若干主流学科进入世界前列;推动高水平基础研究队伍建设,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优秀科学家和创新团队;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提升,显著增强基础研究国际影响力和若干重要科学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为科技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

  2011年1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向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者致辞时表示:“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强大的科技,有大批创新型人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必须依靠科技支撑和引领。未来,要把科技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加强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

  作为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渠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多年的优越管理体制和成功运作,全面推进了我国基础科学的演进与发展。据了解,2011年,我国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自然科学基金的国家财政预算将达120亿元。

  如何管理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充分发挥自然科学基金在繁荣基础研究、推动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的突出作用?今年两会前夕,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

  各项基金资助稳步推进 管理体系走向规范

  记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每年两会期间,很多全国人大代表以及科技界、教育界全国政协委员都非常关注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请您首先介绍一下过去一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总体资助情况。

  陈宜瑜:2010年,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突出更加侧重基础、更加侧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的战略导向,着力营造创新环境,按照研究项目、人才项目和环境条件项目三个系列的资助格局统筹部署,对全国1848个依托单位提出的11.9万余份各类申请组织科学遴选,择优资助了全国1166个依托单位的各类项目26633项,完成96.8亿元的资助计划,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首先,面上项目与重点项目的资助项数及平均强度均得到不断提高,资助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其次资助培养链不断完善。例如持续扩大了后备人才的资助规模,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比上年增长37.36%,是2006年的2.4倍;地区科学基金资助项数比上年增长43.82%,稳步推进了西部和少数民族等地区人才发展;同时还加强了创新拔尖人才、创新团队、女性科学家培养工作。

  为满足国家需求和科学前沿,科学基金组织开展跨学科领域的综合交叉研究,资助重大项目14项,金额1.4亿元;并突出战略目标引导,实施重大研究计划。“十一五”期间启动17个重大研究计划,资助1137项,金额12.27亿元,着力为新能源、新材料、信息、资源环境、生命健康、国家安全等领域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此外,“十一五”期间科学基金联合资助投入约3.26亿元,带动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投入约4.4亿元,在促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目前,我们已与境外组织机构签订73项合作协议,国际合作网络不断拓展。国际合作资助经费近3亿元,比上年增长85%,科学家开放创新环境进一步改善。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资助80人,促进了中外青年学者合作交流。 “十一五”共资助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5548项,金额8.55亿元,逐步形成以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以交流型合作为基础,以实质性合作研究为重点的战略型合作格局。

  记者:2010年是“十一五”的收官之年,回顾“十一五”阶段,自然基金委的工作有何突破和创新之处,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陈宜瑜:“十一五”是科学基金投入快速增长、资助环境显著改善的五年;是基础研究队伍发展壮大、人才资助力度显著增强的五年;是法规体系不断完善、创新制度优势有效发挥的五年。

  5年来,科学基金运用国家财政投入超过300亿元,是“十五”约100个亿的3倍。资助各类项目9.2万余项,支持科研人员63.3万余人次。科学基金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作用更加凸显,资助格局更加合理,规章制度更加健全,战略协作更加深入,合作交流更加广泛。资助效果也不断显现。近几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奖除了香港地区的获奖项目外,所有项目均曾获得科学基金的资助。

  其中,最大的成绩就是在五年内不断完善科学基金管理框架和加强规章制度建设,使科学基金管理走向规范化、法规化。从2004年以来科学基金从年度经费22亿元发展为2010年的103.7亿元,早已不能仅靠原来管理8000万元的方法来管理,而需要用一系列的“游戏规则”固定下来,达到“长治久安”的结果。因此,5年来的管理办法的制定至关重要。

  以2010年为例,我们遴选了来自各领域的1541位知名学者,组建了第十三届专家评审组。为适应学科发展需要,评审组数量从上届75个增至92个,覆盖领域更加广泛。并重视选聘一线科研人员承担评审任务,累计组织43万人次参与评审,其中参与通讯评审的海外专家达2118人次。同时,严格财务管理与监督,对14个依托单位的1178项科学基金项目进行抽查审计,促进了资助经费规范管理;实行评审会派驻监督组制度,推行评审会专家会前承诺制,保障评审公正;并依照程序对18例科研不端行为进行了严肃处理。

  6月将完成科学基金绩效国际评估报告

  记者:2010年,科学基金的绩效评估工作正式启动,国内准备报告也已完成。您是否可以介绍一下相关调研结果,从基金委自身角度有何体会和收获?

  陈宜瑜:当前,我国基础研究正处于整体水平由量的扩展向质的跨越的重要转变阶段。今天的科学基金比以往规模更大、导向性更强,在我国创新体系中的基础作用和影响更加重要和深远。在科学基金发展的新阶段,面对新的国际环境、新的机遇和挑战,科学基金开展绩效评估的内在需求日渐突出。

  本次国际评估的对象是科学基金的资助和管理活动,它不是针对具体项目的评估,而是对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活动的综合评价。是以国际化的视角,从战略定位、资助绩效、管理绩效、社会影响等4个方面,来对科学基金25年(1986~2010年)资助与管理活动绩效进行综合性、系统性评价。

  我们希望通过评估,能从历史的维度,全面总结科学基金的突出作用和成功经验;从发展的观点,重新审视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定位,客观评估科学基金管理运行的方向和前进速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永葆科学基金制的生机活力,从而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资助效益,全面提升驾驭和管理科学基金的能力。也要以国际化的视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向‘十二五’规划,客观评估科学基金的优势、不足和挑战,进一步明确发展和完善科学基金制的着力点,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资助效益。

  我们也希望通过评估,不断深化政府部门、科技界、全社会对科学基金工作的认识和判断,让科学基金在未来更好地体现国家战略,推动科学基金未来发展;同时更好地落实科学基金的战略定位,反映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第一桶金’、‘第一个馒头’的基础作用。

  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由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的13位成员组成,由美国科学理事会前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Richard Neil Zare担任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和德国科学基金会前主席、欧洲研究理事会前主席、人类前沿科学组织秘书长Ernst-Ludwig Winnacker担任副主席。

  为保证本次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自2010年年初以来,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作为独立的专业科技评估机构,设计了国际评估实施方案,联合国内相关研究机构,围绕10个关键议题开展了专题研究,通过资料研究、问卷调查、专家访谈、案例研究等方式全方位收集证据材料,形成了国内准备阶段的证据支撑报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作为被评估方,不干预、不介入评估过程。目前,IEC会议已初步确定了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报告的框架,并明确将于2011年3月召开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执笔人会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国际评估报告, 2011年6月将最终完成国际评估报告,并向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领导小组汇报。

  记者:2010年,科技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科技管理体制、科研经费分配体制问题的大讨论,呼吁科学体制改革的呼声正强,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陈宜瑜: 科学基金本来就是一个改革产物,一开始就符合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比如前面提到的1986年制定的“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十六个字的评审原则,这就是科学基金制的根本基础。科学基金制本身是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引进中国而形成的改革成果,我们的任务是不断去完善这个制度,而不是轻易地否定和改革其根本的原则和制度。

  科学基金一直集中精力支持基础研究,把竞争性资助的原则提到了更加明确的位置,同时积极鼓励和促进合作。

  提高资助强度、延长资助周期、控制资助率

  记者:“十二五”基金委的工作将有什么变化?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陈宜瑜:2011年,科学基金的年度经费将达到120亿元。面对日益庞大的经费数量,我们一直在思考,基金应如何运作?目前面临的挑战还很多:

  首先,虽然经费不断增长,但与日益攀升的申请量相比,供需矛盾仍没有根本解决;其次在维护评审机制的健康发展问题上,仍需要包括政策规范、教育引导、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不断完善;再次,我们希望探索一条与国家需求目标相联系的路径。一方面,鼓励科学家开展自主研究;同时也希望发挥自然基金的导向作用,引导科学家关注热点、前沿,关注对中国未来产生重大作用、影响更为深远的课题。同时,在人才培养问题上,我们认为让青年科学家健康成长对未来科学发展至关重要。例如通过增加资助率,引导更多的青年科学家投入到科研之中,再通过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后续支持,形成完整的人才链条。

  记者:“十二五”期间,自然基金委将采取什么思路推进工作开展?

  陈宜瑜:“十二五”期间,我们将全面启动实施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根据国家“十二五”发展总体要求制定发展战略目标。科学基金总体发展目标是“一个形成、三个推动”,即形成更具活力、更富效率、更加开放的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推动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若干主流学科进入世界前列;推动高水平基础研究队伍建设,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优秀科学家和创新团队;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提升,显著增强基础研究国际影响力和若干重要科学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为科技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

  未来,我们将落实“十二五”学科发展战略,重视基础学科或传统学科,加强薄弱学科或濒危学科,关注基本数据积累和数据库建设工作,促进学科均衡协调发展和重点领域突破。同时,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新兴学科和学科生长点,前瞻部署可能引领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前沿研究。结合学科发展特点和规律,统筹安排好重大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立项工作。此外,大力推进仪器基础研究。深入调研国家科研仪器发展状况,明确资助定位,统筹加大对仪器创新研究的支持力度,做好大型科研设备自主研发专项启动实施工作。还要做好与新疆等开展联合资助的工作,继续扩大实质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资助规模,筹划和参与国际重要科学研究计划等。

  记者:在资助管理体制改革上,未来将具体将会采取什么措施?

  陈宜瑜:“十二五”期间,我们将贯彻刘延东国务委员重要批示精神,推进实施资助管理改革举措。科学调整资助模式,缓解科学家申请压力。

  现在科学家总体的反映是两条:一个是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周期太短,二是资助强度太低。3年时间要完成一个面上项目,今年立项,明年中期检查,后年结题,项目周期太短,同时资助强度也太低,这使得科学家没办法潜下心来开展基础研究。

  从前,面上项目资助周期定为3年,是在当时经费比较少,希望能够多支持一些人的情况下确定的资助模式。现在我们经费增加了,科学基金有需求也有可能在加大资助强度的同时适当延长资助周期。出于这个考虑,今年要适当延长面上、地区、重点项目的资助周期,不断提高资助强度。具体说来:

  我们计划把面上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调整到60万元,资助周期调整为4年。当然,60万元仍然是不够的,随着经费增长,将来还要继续努力,进一步加大资助强度。与此同时,面上项目的资助率还是要控制在20%。目前世界各国质量比较好的基金资助率也就占到20%左右,美国基金会的资助率可能比较高,但根据中国基础研究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面上项目的资助率控制在20%是合适的。不能盲目提高资助率,那样一方面会降低基金项目的研究质量,另一方面会刺激更多不符合资助范围的研究项目提出申请。提高资助强度、延长资助周期、控制资助率,有助于抑制目前基金申请中的一部分盲目需求,我们希望每年的申请量最终能稳定在一个合适的规模上。

  其次,要适当加大对地区基金的支持,把地区基金的平均资助强度增加到50万元,资助周期延长到4年。同时,还要不断扩大地区基金的资助数量,主要目的是稳定支持西部边远地区科研队伍,满足区域科技发展的需要。

  对于重点项目,资助周期将延长到5年,平均资助强度300万左右。原来曾设想更高的资助强度,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决定还是不要太高,而是把重点项目的资助面略微放宽一点,不要过于集中,以免导致资源分配不平衡。

  此外,还要努力继续扩大青年基金资助规模。根据情况,可以适当增加资助强度,但不进行大幅度增加,要把青年基金资助强度控制在25万左右,同时努力扩大青年基金的支持规模,提高资助率。青年是我们的未来,青年科研人员是整个科研队伍的基础,必须关心支持年轻人发展,不断加强对青年人才的支持。目前青年基金的资助率还是在23%左右,希望能够达到30%。各个学部的情况不同,资助率允许有所差异,并认真控制好这个差异。

  在做好常规资助工作同时,我们还将探索建立针对风险高、创新性强的研究项目的特殊评审机制,鼓励大胆探索。把减轻科学家负担作为重要目标。加强统筹协调,集成管理资源,简明规范要求,简化工作程序,节省行政成本,勤俭办科学基金事业,扎实推进集约简约节约型管理。此外,不断完善评价科学、程序规范、运行高效、公正透明的评审体系,建设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分类科学、信息准确的专家库,制定《评审专家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并组织翻译诚信教材,加强与教育部、中科院等部门的协作,联合开展研究生和青年科研人员学术规范教育,扎实推进科研诚信的基础性工作。切实加强法规建设,为规范执行资助管理创新政策提供制度保障。

  两大新举措成果值得长期期待

  记者:基金委提出了未来两项重要工作是“促进学科均衡协调发展”和“大力推进仪器基础研究”,这分别是出于什么考虑?将如何实施?

  陈宜瑜:基金委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均衡各基础学科的协调发展,不让自然科学类的学科产生短板。目前,由于诸多因素影响,一些自然学科领域如放射化学、分类学、地质地貌学、金属材料学等的研究队伍明显萎缩,已经不能应对自身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基金委就需要采取特殊政策加以引导,如建议高校设置学科点或通过项目指南等方式引导科学家关注该学科发展。

  推进仪器基础研究是我们正在探索的发展方向。在科学领域,产生新发现很多时候需要新的研究工具,而目前我国从外国进口而来的成型仪器,大多能看到的是被揭示过的现象。曾有数据显示,大约有60%的诺贝尔获得者是用自己设计的工具达成的,这样才能发现别人没发现的东西。从前,中国没有专项资金去支持科学研究工具的研发,希望通过这一措施可以让中国人自己去制造一些自己的科研工具支持自己的研究项目。

  但这个概念很容易被误解。这部分经费并不是用来制造替代仪器或仿制仪器的,而是用来制造为达成某一科学目标所应用到的工具,这样才能用“我有、别人无”的工具看到别人不曾发现的东西。当然,这条道路仍任重道远,需要科学家与仪器专家在想法上的磨合。

  像爱护我们的眼睛一样爱护基金会的声誉

  记者:就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而言,普遍具有研究周期长、风险高和厚积薄发等特点,给基金委的工作带来很多挑战;但是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国家广大科技工作者对于基金委的管理工作赞誉不断,您认为这主要源于什么?

  陈宜瑜:回顾科学基金的历史,我们实际上一直是在继承中发展。科学基金二十多年,我们始终没有离开科学基金成立伊始就制定的“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这是科学基金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在评选项目过程中,我们坚持“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原则,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对申请项目的科学价值、创新性等进行判断和评价,采取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两级评审的方式进行筛选。

  在2004年党组(扩大)会议上,我们研讨并确定了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制定了“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的二十四字工作方针。自此,科学基金集中精力支持基础研究,把竞争性资助的原则提到了更加明确的位置,同时积极鼓励和促进合作。

  国家广大科技工作者对我们的赞誉更使我们感到压力、如履薄冰,因为这代表着有很多的人关注着我们的工作,以我们作为一个参照物;我们常说,要像爱护我们的眼睛一样爱护基金会的声誉,用自己的行为维护基金会的声誉。

  形成更具活力、更富效益、更加开放的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

  记者:“十二五”基金委提出要探索建立更具活力、更富效益、更加开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为什么有这个提法?内涵是什么?科学基金与国外相比又有何不同?

  陈宜瑜:中国科学基金跟国外科学基金组织相比,确实在很多地方有一定差别。许多国家的科学基金是以人员经费支持为主,研究经费由研究单位自己筹措。而且许多国外科学基金更多关注的是支撑条件,关注的是平台,实际上是以人才和平台为主体的。比如美国,科研活动的支持是多元化的,NIH、NASA、农业部都有自己的资助系统,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经费每年只有六、七十亿美元,在总统授权下承担着统筹平衡整个国家科学研究的发展的重要使命。

  而目前我们所承担的任务和支持方式与其他国家科学基金组织有所不同,我们侧重于项目支持,而且要保证学科的均衡协调发展。中国高校的基础研究主要依靠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来支撑,中国科学院外来经费里面科学基金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因此,我们事实上承担着支撑中国基础研究队伍整体稳定发展的重要任务。

  总的来看,我们的影响力、工作范围、以及我们所承担的任务跟其他国家科学基金组织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尽管都是资助机构(Founding agency),彼此之间有相近的运行机制,但是承担不同任务,具有不同内涵。

  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完善科学基金制,这是有具体内涵的。我们希望在“十二五”能够形成一个更具活力、更富效力、更加开放的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一方面还需要我们加倍努力,另一方面会受到社会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要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基金制度,不仅仅是科学如何发展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科学部如何确定优先领域的问题,而是整体的运作模式、运行机制到底应该怎么完善的问题。目前我们还在不断的摸索之中,需要逐步研究规律,创新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