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宗:乐只君子 邦家之光

2011-11-24 08:28 来源: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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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今天的一个极其平常的称呼,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往往是对于那些德高望重的老知识分子的尊称。几十年来,“杨先生”这个称呼,在我和同学心里,就是伟大、崇高而又亲切的象征。

  我们所说的“杨先生”,是指我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杨承宗先生。今年5月27日,杨先生不幸去世,终年100岁。

  杨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在抗日战争中,当汪伪政权接管了上海的镭学研究所实验室时,杨先生毅然辞职,舍弃了他亲手建立起来的实验室,回到苏州过清苦的生活。在新中国召唤时,他放弃了法国国家科学中心55.5万法郎年薪的续聘,辞别恩师约里奥-居里夫人,接受了中国科学院每月1000斤小米的工资,回到祖国。

  杨先生有着为祖国为科学献身的崇高精神。上世纪50年代初,因科研工作急需,他冒险亲自动手修复制氡设备,付出了一眼失明的代价。60年代初,他接过苏联人扔下的烂摊子,担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所用铀原料的制备的领导重任,带领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科技工作者刻苦攻关,终于制备出合格的铀原料。

  杨先生是伟大的教育家。他不但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代放射化学人才,还在中科大创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放射化学专业,为中国的放射化学和核化学人才培养呕心沥血。

  在中科大最困难的时刻,先生毅然和科大一起南迁安徽。70年初,在马鞍山南山铁矿的一间大房间的地铺上,我问先生:我们学生反正要毕业的,跟学校走到哪里都一样,你为什么也跟我们一起走?先生收起笑容,戚然说:“学校现在正遇到困难,我应当跟学校在一起。”

  后来,杨先生参与领导了中国科大在安徽的二次创业,为科大的重新崛起作出重要贡献。

  他怀着仁爱之心,创办了合肥联合大学,开创了新中国多种力量联合办学的模式,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杨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帮助,使我终生受益。

  上大学不久,杨先生给我们介绍放射化学专业。快半个世纪了,他那天讲的大多数话都已经忘记,但是下面这句话印象特别深刻——“我们这个专业要少而精是困难的”。须知,在当时,“少而精”可是“最高指示”;然而,直率的杨先生说出了他的看法。

  1968年夏,已年近花甲的杨先生曾与我们班同学一起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学校军宣队的带领下,同住铁道兵帐篷,在工地劳动。

  1970年,科大搬迁,杨先生又和我们一起,在马鞍山南山铁矿度过了半年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的岁月。

  杨先生和我们年轻人一样,劳动、开会,睡地铺。他不怨天、不尤人,仍然很达观,与我们聊天、谈心。在他那里,看不到愁眉苦脸,听不到唉声叹气。真是孔夫子说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他的浩然正气,时穷益见。

  1970年7月,我们盼来了毕业分配。但是多年“文革”中互斗的熬煎,特别是工宣队的极“左”行事,让几乎所有的同学心如死灰,恨不得马上一走了之。杨先生却坚决主张拍一张毕业合影。他意重情深地说,不要为一时不快而造成终生遗憾,一定要拍个全班集体照,留作永远纪念,如果经济有困难,他愿意资助。于是才有了我们的毕业合影。

  在合影时,杨先生坚持不坐前排中央,而是和同学一样按身高排列。在“文革”的特殊境况里,杨先生同样显示了教育家的伟大风范。

  从学校毕业后,我仍然得到杨先生的教诲和帮助。当我遇到困难时,他告诉我:“世上绝对公平的事很难做到。我们努力做到公平合理,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八九’的数字已大大减少,终究不会减到零。”这一教导使我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能够以乐观的心情去对待。

  杨先生亲切而平等地对待我等比他小好几十岁的学生,每次给他的问候总能得到回应,做得好还能得到他的夸奖。

  他也关心着比我等更小几十岁的青年人。前两年,他让我教学生一点古文或书法,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缺古文教育,字也写不好”。

  今年4月,当部分同学和老师去医院看望他时,他为没来得及戴上眼镜和假牙而抱歉。他甚至还惦记着我的身体。

  杨先生一生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最后还捐献了自己的器官。他不计较名利,他常说: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就不用管了。他是一个没有勋章的真正的功臣。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光。杨先生正是这样一个真君子。

  两千六百多年前,跟着晋文公流亡列国后归国受赏的人物大多早被人们忘记了,但是人们永远记住了一个没有接受授勋的人——介子推。

  杨先生的墓碑文说:“放化英才,杨公培栽;核子燃料,杨公炼造。伟功弗居,不慕荣利。夫唯不争,乃得永生。”相信杨先生会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作者系山东大学化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