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科学足够，现在是政治问题了
气候变化教授Mike Hulme说，科学可以证明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但是它不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对待它。
气候变化带来了许多关于发展目标和实践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广泛的社会商讨和艰难的政治谈判解决。仅仅有更多或者“更好”的科学是不够的。
人类正在改变全球气候系统的观念首先是由自然科学家发展、阐述和证明的。支持这种基本观念的科学证据如今令人非常信服，即便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但是尽管科学非常擅长解释事物是什么样的，而且很擅长指出一个具体的行动将带来什么物理后果，当决定面临复杂的困境(诸如气候变化)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它的的相关性和影响是有限的。
政治必须作出决定
在今年12月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谈判之前，许多声音正在大吵大嚷，从而设法让它们在混乱的姿态和外交之中被听见。其中最响亮的一个声音说，我们必须“让科学不言而喻”，即科学是清楚的，而“现在是到了行动的时候”。
但是究竟科学要求的是何种行动?谁采取行动，什么时候采取行动?这些是政治需要决定的问题，而不是让科学规定的问题。
随着人类活动改变世界的气候，一个新的维度进入了关于国际发展的辩论中。长期以来，气候属性被认为是不变的，或者仅仅受到自然的偶然性的支配，如今人们得知它部分受到我们自身的影响。
科学能够提出这种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后果——海平面上升、更高的气温、更猛烈的暴雨——但是气候预测将永远不能准确到能够指导最优规划和适应。
不确定性总是管理风险的一部分，而人们的看法不一。一些竞争性的权力利益和价值判断将总是起作用。例如，关于哪些风险获得投资，哪些没有的决定反映了政治过程。而决定向何种水平的风险进行投资——例如，是向百年一遇还是千年一遇的洪水投资——则反映了价值判断。
伦理基础
人类引发的气候变化的潜在理由带来了科学甚至更难解决的问题。气候变化的观念已经重新激活了许多关于在一个正在殖民化和已经殖民化的世界的权力、正义以及发展等问题的长期存在的辩论。
Anil Agrawal 和 Sunita Narain在他们对奢侈排放vs生存排放的著名描写中生动地记录下了这种情况，即那些与非必需生活方式选择(诸如国际旅游或花园浴盆) 有关的排放vs那些来自必需活动(诸如烹饪、取暖和照明)的排放。关于个人责任、政治和历史责任以及人类福利的本质的充满伦理问题的讨论如今稳固地嵌入到了气候变化的论述中。
科学强有力地揭示出的气候变化的观念反过来展现出了我们在这个拥挤、充满问题和分裂的世界中为什么常常无法达成一致的许多原因。
从科学角度看来，需要采取“迫切的行动”确实是很明显的事情。但是这意味着需要在消费活动中采取根本性的变化或者需要彻底无碳的能源技术吗?谁将采取这种行动?政界人士、商界领袖、企业家、西方的富人还是全世界的富人?何时需要这类行动?凭借2050年减排目标还是凭借更平凡的未来5年短期目标?这是正在辩论的问题。仅仅“ 让科学不言而喻”远远不够。
更好的政治，而非更好的科学
随着我们进入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另一轮谈判，理解造成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一致意见的许多合理原因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们植根于不同的政治、国家、组织、宗教和智力文化—— 植根于“审视世界”的不同方式。
例如，不同的宗教传统对于保存、保护或操纵“自然”——包括气候—— 有不同的手段。而不同的政治文化对与国家、社区和公民之间的关系的观点截然不同。
我们不能躲在危险的假前提的后面，即科学的一致将导致政治的一致。哥本哈根会谈的结果将是凌乱、不完备的，而且常常是竞争性的利益价值和世界观之间的暧昧的折中，而不是受到“拯救人类”的科学驱动的协议。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主席R. K. Pachauri最近敦促斡旋者把重点放在“采取行动的科学基础”而非气候变化的政治方面(参见 媒体如何创造出一种变化的氛围)。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科学没有也不能向我们提供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伦理责任感或我们对未来的见解。
最后，政治总是打赢科学。随着我们接近哥本哈根谈判，建设性地利用气候变化的观念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好的政治，而不是更好的科学。
Mike Hulme是东英格兰大学环境科学学院的气候变化教授，也是英国丁达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他的最新著作是《我们为什么在气候变化上达不成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