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将成为我国“十二五”重要挑战

2011-2-22 08:35 来源: 江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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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9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本届年会题为为“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几个重大问题。在论坛中,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成为与会专家聚焦的重要议题。论坛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演讲中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这将成为“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

  1、蔡昉:中国老龄化比例高

  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7.5%。

  “提及人口老龄化,我们过去更多地作为一般现象来看待,其实,其背后有更多的含义,特别是对经济增长的含义。”蔡昉在论坛上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最大特点是“未富先老”,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结构比重为6.8%,与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至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7.5%。

  他说,没有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也就是说,是发展阶段造成了人口转变阶段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非某一项政策造成,所以调控政策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10年或20年后,我们的参照对象为高收入水平国家,和他们比我们并不老,甚至还相对年轻,最关键的是如何关闭未富先老的窗口。”

  2、樊纲: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

  樊纲表示,工业化进程根本核心是劳动力转移,按目前分析数据,如果计算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至少有30%~35%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尽管他们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长,但其收入也只是农民工的一半,照此不应出现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情况。

  “但现在,确实出现了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情况,如何解释这个悖论?”他说,此悖论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工业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劳动力进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农村。他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

  3、李扬:分析物价上涨应考虑四因素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年会上说,对于物价上涨,应从市场结构、国际传播、成本推动及类金融化等四方面因素考虑。

  李扬认为,其一是市场结构问题,一般是从宏观角度去分析,但反过来也要找找宏观经济现象基础,比如,这一年来的市场参与度如何?交易合约怎么设计的?程序怎么样?对价格产生了什么影响?此外,就是从国际传播的因素来考虑。此前被强烈关注的石油涨价问题,实际上包含炒作因素。最后是成本推动因素以及类金融化问题,比如,金融资本炒作,对物价产生的影响。

  樊纲表示,现在中国货币确实面临着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他认为流动性过剩有两方面,一方面是2009年,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造成贷款、M2增长过快,在情况变化后,一些过度发放的流动性需要回收;此外,是近两年有些外资包括热钱的流入,每个月每个季度都有外汇储备的增加,这也意味着国内流动性的增长,因此,要适当对冲掉这些新增的流动性。

  4、李稻葵:房产限购应淡化户籍色彩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国内可能需要新形式的改革。对于改革在当前情势下遇到的瓶颈,李稻葵表示理解,他说,改革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调动部分基层。需要通过基层感受来设计新机制改革。

  李稻葵表示,房地产限购应该从局部的资本管制这个角度来理解,而一个十分重要的隐患却是户籍制度存在灰色地带,“北京市的房产限购政策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把户籍放在核心位置,而北京市的户籍存在灰色市场和灰色价格是一个大家都清楚的事实。”

  李稻葵表示,如此搞限购,就是把从前炒房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倒买倒卖户籍的人手里,这样投资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他建议将限购作为过渡手段来坚持,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因此具体政策还需进一步完善,“淡化户籍的色彩,增加工作居住等一些实际标准,时间也不一定要很长,两年应该够了。”

  5、刘伟:面临通胀和滞胀双重压力

  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上,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在发言时表示,宏观调控和宏观政策选择以及完善宏观政策的效果是“十二五”非常重要的问题。

  通货膨胀压力大

  刘伟表示,从2003至2008年,此次金融危机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已面临一些挑战,宏观经济的失衡不是表现为过冷而是过热,投资和消费方向不同,“投资领域过热,而针对消费,当时提出的是产能过剩”。

  刘伟说,2008年下半年来,进入反危机时代,扩张的政策力度非常强,财政政策也更为积极。目前的宏观调控已处第五阶段,回到了2003年至2007年的情况,“不敢紧缩,不敢扩张,原因不像2003年至2007年,是不同领域结构性的方向差距,这次面临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带有滞胀的威胁和经济衰退威胁,有相当大通货膨胀压力。而这种两难选择是总量失衡问题,这也是‘十二五’宏观政策的特殊性所在。”

  扩大内需很重要

  刘伟表示,现在强调宏观政策的需求效应,扩大内需很重要,在中国要关注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的供给效应。

  他表示,在度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十二五”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宏观政策调整,除了强调短期总量均衡外,要关注供给方面的调整,强调效益的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