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命科学：根基怎样打？
为了进一步培养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的科技人才，中国从１９８１年开始实施中美生物学交流计划项目（ＣＵＳＢＥＡ），连续８年共派出４２５名留学生赴美国高校交流学习，如今他们大多数已成为当今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顶尖专家，为促进我国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编者
７月２４日，２００７年生命科学前沿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闭幕，这是一次代表世界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最高水平的综合性国际会议，为期３天的会议涵盖了８２个邀请报告，１７０名来自美国、加拿大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优秀华人学者和国内６０余名相关领域的教授参加了此次会议，４０余名教授依次展示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讲述的过程中，讲述者的幽默使得与会者不时发出笑声，并报以热烈的掌声。会后，我们走访了几位有在海外留学背景、现服务于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用政策保障人才回归
施一公：结构生物学家。１９８９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
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兼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主席。荣获２００３年度全球蛋白质科学青年科学家奖。
这次研讨会也是华人生物学家协会（ＣＢＩＳ）的第五次年会。对于该协会在促进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上所付出的努力，施一公说道：“目前ＣＢＩＳ主要通过讲课的形式来进行中外生物科学的学术交流，每年派一些会员在中国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讲课，这些课程对国内的研究生很有吸引力，很多学生都直言‘这是自己听过最好的课’。此外，一些会员也会在各自的母校讲课。”
据施一公介绍，１９９７年中国留学人员在北美获得助理教授及以上级别的人数不到１００，而到２００７已有３０００人了，这说明中国智力外流情况很严重。目前在生命科学领域，国内在一些特定的课题上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但是总体来说跟海外的差距还很大，关键的因素是人才的缺乏。“‘以人为本’这４个字太有道理了，我们可以有钱，可以有设备，但是没有人，一切都是零。现在也该是收获的时候了，中国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吸引海外学子回国。”
施一公认为要做到“以人为本”要从两个方面来实施。首先是国家要出台一些政策来稳定支持高层次人才的引进。“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可以联合起来，经过调查、研究，物色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海外专家，并向这些海外专家发出邀请。今后５到１５年，是中国科技腾飞的一次重要机遇。大师级人才回国，将会使中国科技有一个新的起点。”其次，要完善人才机制，科研机制是有共性的，国内也可以参考借鉴国外的机制。
挖掘本科教育潜力
王晓凡：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细胞与发育生物学家，１９８１年毕业于武汉大学，１９８６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现任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药理学与癌生物学系终身教授，兼任清华大学教授。
王晓凡教授主要精力是在国外自己的实验室进行科研工作，而在国内则从事一些顾问和评估工作。“我在清华大学会帮助他们评估教授职位的申请，还有就是在校方的学科设置等方面给一些意见建议。”王晓凡坦言，由于自己在国内没有科研项目，所以作为一个旁观者，能更清楚地看到国内学术界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正因为是旁观者，没有自我利益的参与，建议也更能被考虑采纳。
在谈到国内目前的科研状况时，他说：“现在国内一流大学的本科生素质都很高，但令人遗憾的是，高校教授几乎都不重视本科生的教学工作。这与目前国内高校的人才评价体制有关，过于片面地注重大学教师科研论文的发表量而忽视了对其教学水平的评审。”王晓凡说，一个大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教学如果抓不好，科研也不可能出很大的成绩。而现在令人担忧的是，本科生都是一流的，可是本科教育水平过低，没有把大学生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这对我国的科研水平进步有很大的制约。
“本科生都是精英，我每次回国，都会跟学生见面座谈。跟大学生讲各种各样的事情，有讲怎么做人的，也有讲科研方面的。有时候只要一点拨，聪明的学生就能从中得到无穷的帮助”王晓凡说，“一定要重视本科生的教育，他们是实现国家振兴、科技腾飞的主力军。”
让大众更加信赖科学
韩珉：分子遗传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１９８３年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１９８８年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后学位。１９９７年被选为著名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现任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兼任复旦大学教授。
研究发育生物学的韩珉教授虽然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国外度过，但是他在国内外都开设了实验室，并且与复旦大学的另外７位老师共同带了２０多位国内的学生。此次，他在该研讨会上所讲的研究成果也是在国内研究出来的。“我只是尽自己的努力推动国内发育生物学的发展。”韩珉说道。
对于这次研讨会，韩珉很肯定地说：“是绝对高水平的，不仅一些国外的科学家讲得不错，国内的科学家也做得非常好，比如在会上演讲的中国农业大学的武维华和清华大学的孟安明教授，他们的水平绝对可以和国外的研究水平进行比较。”
提到目前国内普通老百姓对于癌症知识的了解状况，韩珉提到：“目前在我国科学教育的普及程度太低，这是最应该加强的。现在一些老百姓包括大学生对科学知识知道得越来越少，反而相信迷信的人却增多。国家应该加大这方面的教育力度。”
“此外，我国电视台过去还播放一些科教电影，现在由于一些商业原因都没有了，反而网络承担了普及教育功能。我认为应该让一些大牌的科学家参与到科学知识的宣传过程中来，但这些还需要国家的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