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困境:水价偏低导致浪费 多地水质遭污染

2011-7-26 08:03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594 收藏到BLOG

  刘根生是甘肃省会宁县的一位农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首都北京,住在一个宾馆里边。

  然而,来到京城的当天晚上,他几乎一夜未眠。因为隔壁房间的客人洗浴、上厕所时,水龙头、淋浴喷头、抽水马桶的水哗哗地流。躺在床上的刘根生,听见哗哗的水流声,心疼得整夜睡不着觉。

  “声音一响,心就咯噔一下,揪心得慌,躺不住,坐起来,也坐不住,一整夜来回走。太浪费了!怎么可以这样浪费呢?”刘根生从未想象过可以这样用水,在他的家乡,人们每天早上从水窖里打出半桶水,先洗菜,菜洗完后,把水澄清倒出来洗脸,洗完脸后再用它擦桌子,擦完桌子后,再拿来拌饲料喂猪。

  刘根生不敢拧开宾馆的水龙头,怕那水就这样哗哗地往外流。他问宾馆服务生要脸盆,想接水洗漱,服务生很诧异地告诉他,没有脸盆。

  刘根生的家乡甘肃省会宁县,是中国最干旱贫困的县之一,年均降水量340毫米,年蒸发量却有1800毫米,有“会宁水似金”之说。

  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甘肃属于中国缺水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在过去的20多年里,王浩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的河流湖泊和干旱地区,寻求中国水资源困局的解决方案。

  短缺

  院士推广“转圈洗澡”可省一半水

  王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他的主攻方向是水资源管理和配置。7月中旬,他身着一身西装,配了一双凉鞋,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的现场接受采访。

  因为严重的腰疾,做过手术,不能弯腰系鞋带,因此,他大多数场合都是穿着凉鞋。接受采访的前两天,也是穿着这双凉鞋,他刚从4824米海拔的三江源头下来,那里的温度低至1℃-5℃,同行的人中没有穿凉鞋的。

  他穿着凉鞋走过了很多的河流湖泊和干旱地区。

  1996年,在西部大开发前夕,王浩因为要做西北地区面向生态水资源合理配置的项目,去了另一个严重缺水的省份宁夏做调研。在宁夏的中部高原上,有一个十分缺水的地方,叫“喊叫水乡”。“十年九旱”是人们对这片贫瘠土地的描述。

  “这个地方缺水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靠着下雨天,将雨储存到水窖里,平时就吃水窖里的水,但水窖的水不够用,政府就派水车来送水。麻雀是最怕人的,结果麻雀和人争着去喝水车上的水。”王浩说,因为方圆一二百里都没有水源,麻雀找不到喝水的地方,渴得连人也顾不上怕了。

  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地方。

  上世纪末,这个地方的人均收入大约每年1000块钱,可是一车水拉到地头,要值80块钱,占去了年收入的12.5%。

  “一年的收入才1000块钱,这80块钱的一车水,多珍贵。老百姓根本舍不得用,只用来喝和做饭。”

  在这些地方,洗澡自然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最极端的情形是:一辈子只洗三次澡,出生的时候、结婚的时候,还有去世的时候。

  作为一个对中国水资源困境有着深刻了解的学者,在王浩看来,畅快淋漓地淋浴也是一件“有点太奢侈”的事情。

  他“发明”了一种转着圈洗澡的办法。“站在淋浴喷头下转着圈洗,利用地球重力,不要让水老冲一个地方,而是均匀地,一边转圈,一边洗,这样洗能节约一半的水。”

  其实城市里也很缺水。中国有600多个城市,其中400多个城市缺水,110个城市严重缺水。

  北京也是缺水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量已降至12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水资源短缺警戒线——1700立方米。

  “北京的水资源紧缺程度已经超乎想象。目前的北京用水主要靠过度开采地下水勉强维持,同时迫切地等待着南水北调2014年中线通水到北京。”王浩说,北京已经做了非常的大努力,用水效率超过了美国的全国水平,这在中国是不多见的。

  南方的另一个城市,深圳也非常缺水。

  深圳的用水源自东江流域,整个东江流域担负着6个城市的供水和发电任务,从上游河源市开始,下边是惠州市,紧接着是深圳,再下边是香港,然后是东莞,最后是广州。这6个城市为了高效用水,减少纠纷,对东江流域进行了分水,把东江流域的水资源总量拿出一部分来给生态用,剩下的部分为6个城市的国民经济用水。分水方案最终获广东省政府批准。

  但该方案中,深圳由于人口增加较快,人均水资源量相对较少,用水很紧张。王浩估算,深圳人均用水量也在200立方米以下。

  中国属于世界上的贫水国家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而且分布很不平衡:长江、珠江、东南和西南诸河流域,GDP和人口约占全国的一半,但是水资源占了84%;北方的海河、黄河、淮河、辽河、松花江及西北诸河流域,耕地面积占了全国65%,同时又是粮食的主产区,是农业的主要灌溉区,水资源却只占全国的16%。 尤其是黄河、淮河和海河3个流域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5%,耕地、人口和 GDP分别占全国的1/3,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7%,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由于高强度的人类活动,用水量激增,黄河、淮河、海河、辽河都曾有不同程度的断流。“最严重的断流发生在1997年,黄河干流断流了226天,整个河口断流里程接近800公里。”如今,黄河的平均径流量已经从过去的580亿立方米降到了535亿立方米,并且有持续下降的趋势。

  海河的状况更为堪忧。

  “海河流域无河不干,有水皆污。从丹江口水库到北京这1260公里,要横跨220多条河,当你走到别的流域,河里都还有水,一进入海河流域,河都是干的,缺水缺得很厉害。”这是王浩感到最痛心的一个流域,先天水资源分布就不足,流域人口多,工业发展快,城市化又快,经济社会用水最终挤占了生态用水。

  王浩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强化水资源需求管理,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提高水的利用效益和效率;其次,辅助多水源的利用,“作为辅助手段,跨流域调水也是可以考虑的”。

  浪费

  中国工业用水成本仅占0.6%

  于是,王浩所到之处便呼吁提高水价。“老喊水价要调整,于是就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了。”在他看来,把水管理好,最核心的即是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水价不高,节水就没有动力。

  他认为,中国的水价格严重偏低。这使得中国面临的水资源最大挑战是,无序用水、低效用水。

  “一瓶矿泉水的价格能买几百方的黄河水,农民自然没有节水的动力。”中国的农业灌溉方式多采取大水漫灌而且是超量重复灌溉,这种方式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产量也并不因此而增长。

  在发达国家,水费支出一般占到家庭支出的2.5%~3%,工业中,水的成本占制成品总成本的3%左右。但在中国,这个比例分别为0.5%和0.6%。

  2006年,王浩曾为北京做了一个提高水价的价格模型,“以北京2006年的人均收入水平,现在的5.07元每立方米涨到11.42元每立方米,对物价的影响仅有0.6%。”当然,政府也要充分照顾到弱势群体。

  但事实上,地方在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方面,很多时候仍然是失之宽松,“禁不住一些用水大户企业的反复劝说,最后的结果是搞水资源论证的人,手一宽,便会造成国民经济用水对生态用水的挤占”。

  目前全国的用水总量是5960亿立方米。“但真正一手监测的数据也就20%,大部分是统计填表,不太准确。”王浩说。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监测体系的主要监测对象是自然水循环如防洪、航运、发电、洪水干旱等方面,而对社会水循环如供水、用水、耗水、排水的监测相当薄弱。

  根据王浩透露,“现在水利部和财政部也都达成了一致,今后三年水资源费将大力加强水资源监测管理体系。”在未来的三年时间里,要迅速地把20%监测量提高到80%以上,“把大的用水户和排水户全部监测起来,以后逐步完善,增到95%以上。要对80%以上的用水情况、耗水情况、排水情况进行监测,这样管理才有抓手。”

  污染

  企业接到超标排放罚单像过年

  导致水贫困的另一个杀手:污染。

  根据王浩给出的数据:全国几千个水功能区水质的达标率是56%,还有44%不达标。“在广大的东部地区,水质基本都没有达标,特别严重的一个是太湖流域,一个是海河流域。”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国家的排放标准订立得并不科学。

  如今适用的排污标准源自上世纪70年代西欧、北美和日本的排放标准,“但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中国国情,国外地广人稀,100公里长的河道,也就三五家工厂,但中国100公里的河边上,上千家工厂。”王浩说,在珠三角、长三角,100公里的河道,甚至不止上千家工厂,非常密集。“欧美三五家工厂依照这个标准排放,这条河水是清的,但到中国来,这条河的水就不堪重负了。”

  他认为,污水排放的标准必须与江湖水体纳污能力挂钩。大体的程序是:河流先确定水功能,根据服务功能定水质等级,根据水质等级定入河排污量,根据入河排污量,定允许陆上进入河里的污染负荷量,然后把应削减的污染负荷量分解到各个生产单位,把指标分解下去,这样从水域反推到陆域的标准才是和谐的。

  导致污染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守法的成本太高,而违法成本又太低。

  在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王浩发现,“一些企业,一接到环保局的超标排污收费罚单后,企业上下一片欢腾,跟过年似的。为什么?因为企业若要达标排放,要多花十倍的钱,不达标排放,交一点罚款就够了。”

  制度的不合理,变相地鼓励了企业的污染行为。最后的污水处理环节,问题同样突出。

  “污水处理厂应该要完成两级处理工艺,但一些地方的污水处理厂为了节省运行费,进来的污水,只经一级处理(物理处理)就出去了,生化处理就不搞了。”更严重的情况是,污水处理厂干脆停工不运行,到检查的时候才开启。

  这是中国水贫困的全部现实。

  “过去,水是农业的命脉。现在看来,水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在此背景下,7月8日,中国召开了历史以来最高规格的治水会议。而今年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了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定下了三条红线:总量控制的红线、效率控制的红线以及污染控制的红线。

  无论如何,“水资源一定要进行全流域管理,因为水是按流域来流动的,要管理它,就得按照大自然的规律。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很多事权都属于区域管理。区域管理要服从流域管理。”

  而王浩最大的担忧仍然是区域的管理不服从流域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