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醒民：根治痼疾，创造自由的学术环境
多年来，国人从上到下，不同程度地患上了诺贝尔奖焦虑症。正在此症发作之际，在预先没有多少征兆的情况下，中国本土科学家却不期而遇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这次获奖貌似突然，实际上也有某种必然性。它至少说明，诺贝尔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关键是要锲而不舍、潜心研究，作出史无前例的创造性成果——这样的成果迟早总是会得到学界和世人承认的。
中国科学家获诺贝尔科学奖，也许可以缓解国人的焦虑症，但是要根治它，尤其是要根治科学（自然科学）研究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的痼疾，从根底改善学术（科学虽然包括技术化科学，但其根本属性还是属于学术性的学术科学）环境和研究生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没有自由的学术环境和研究生态，要取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只能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窃以为，当前妨害自由的学术环境和研究生态的痼疾主要有三。现在，我们不妨以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为契机，一一列举这些痼疾，并简析之，进而设法根治之。
其一是毁人的课题制。多年来，中国的学人处于“课题化”生存状态——有课题，一有百有，而无课题，不仅做不了事，晋不了级，而且连饭碗也保不住；无课题，做出重大研究成果（投入产出比为无限大），考核依然不合格；有课题，做不出像样的研究（投入产出比为零或接近零），依然受到表彰（用课题费的多寡衡量贡献）。在这一指挥棒的引导下，不少学人绞尽脑汁填写申请表，还未研究便异想天开，把前景和预期成果吹嘘得天花乱坠，以打动当权者的心。在捞得课题后，不是惟日孜孜，埋头钻研。而是一方面苦思冥想，怎么巧立名目，能够把这个钱花光，同时千方百计搜罗单据、虚开发票和买卖发票，设法报账以中饱私囊；另一方面则东拼西凑，甚至剽窃抄袭，以对付验收和应付交差。这种毁人的课题制把学人变为课题的奴隶，使他们往往围着自己也不感兴趣的课题团团转，失去研究的自由；或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有自己终生为之坚守和奋斗的“根据地”。这样不仅浪费纳税人的钱财，而且也败坏了一两代学人的学风乃至人格，严重制约科学发展和学术进步，亟须予以改革。多年前，我就提出，除了一些具体的应用性和对策性研究以外，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其他纯学术研究领域，废止现行的课题制，最好实行“诚信资助制”和“事后收购制”。前者指对那些学术水平高，醉心学术研究，以学术为生命的学人给予定期资助；后者指对已经作出突出研究成果的个人和团队给予足够的奖金，支持他们自由研究，无须申请、汇报和验收。
其二是僵化的考核制。现在，在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人变成生产队或人民公社的社员，校长、所长、院长、系主任和科研管理部门的职员变成记工员。这些记工员按照你有几个课题，赚了多少钱，在特级、一级、二级杂志发表多少文章，给你记“工分”，年终按照工分“分红”。这种考核制实在太可笑了！这种考核连小学生都能够计算，要那一大帮“高级知识分子”管理，岂不是屈才了？这种考核办法实在是缺乏常识：课题多、进账多难道就水平高、成果大？发表在所谓高级别杂志的论文难道就是高质量的论文？数量多难道就等于质量好？在这种指挥棒的挥舞下，学人出尽洋相：上蹿下跳，送礼行贿，拉扯关系，打通关节，挖空心思捞取课题者有之；把一篇论文拆分为数篇发表者有之；亲戚朋友互搭便车，共同作为署名（属于乱署名或假署名）作者有之；霸占他人成果为己有的有权、有钱、有势的“江洋大盗”和剽窃抄袭的“学术小偷”有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僵化的考核制搅得学界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岂能任其继续危害、蔓延？
其三是浮躁的心态。在以上两种体制的威逼和引诱下，学人的心态日益浮躁，追名逐权之心恶性膨胀，甚至惶惶不可终日。即使在社会稳定和物质充裕的今日，也往往难以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按理说，好名本是人之常情，否则怎有“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一说。而且，正当地追求好名声，也不失为促人向上的一种动机和动力——尽管不是最积极的动机和动力。而且，一个正常的社会和学界也应该尽可能做到使学人实至名归，实名相副——当然，真正的学人大可不必因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名声而牢骚满腹，甚或耿耿于怀。现在学人追名，是重名而不重实，是追名不副实之名，声闻过情之名。甚至为了达到某种虚名，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自我吹嘘，互相追捧，攀龙附凤，狐假虎威，沽名钓誉……真可谓：凡所应有，无所不有；只有你们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到的。至于逐权，实在是社会官本位制在学界的投射：有权名利双收，有权便有一切。于是学人身处学界，心萦高官好爵。至于学术和学问，或被置之脑后，或被当做梯荣致显的敲门砖。一旦得手，便将学术弃之若敝屣。在这种追名逐权之风的污染下，学界沦落为追逐名利的角斗场，学人堕落为追逐名利的角斗士。如此学术环境和研究生态，科学家怎么能搞好科学研究，学术人又如何能出产学术成果？
综上所述，切望尽快治理学界的雾霾，根除学人的痼疾，尽早形成自由的学术环境和研究生态，并呼唤和期盼光风霁月的学人和冰清玉洁的学界横空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