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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塔里木河“后治理时代”之困
今年8 月，巴音郭楞州英苏村附近的“920 漫溢区”，塔里木河水漫溢到河道外形成一米多深的水塘。研究人员在这里开展实验，观察胡杨的生长情况。
“五十年代防洪，六十年代漫灌，七十年代节水，八十年代抗旱，九十年代断流，二十一世纪咋办?”老百姓编的这个顺口溜，就是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50年来环境恶化的真实写照。
面对几十年来欠下的生态“历史债”，塔里木河“后治理时代”仍然困难重重。
今年8月，巴音郭楞州英苏村附近的“920漫溢区”，塔里木河水漫溢到河道外形成一米多深的水塘。研究人员在这里开展实验，观察胡杨的生长情况。徐海量供图
8月下旬，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生地所”)研究员徐海量来到塔里木河畔，眼前的景色让他对自己和同事们的工作感到颇为欣慰。
此时的塔里木河碧波荡漾，以往寸草不生的河段两岸开始出现成片成片绿油油的芦苇。这位从事塔河生态环境治理工作20余年的科研人员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里如此丰美。”
2012年，在完成第13次生态输水后，塔河综合治理顺利进入收官阶段。据统计，项目已累计完成渠道防渗8160公里、拦河枢纽3座、干流输水堤600公里、生态闸44座，流域实现年节增水量26亿立方米。
这些数字背后的现实是，塔克拉玛干、库鲁克塔格两大沙漠的合拢趋势得到有效遏制，218国道经常被沙埋的问题基本解决，大量盐渍化耕地得到改良，以往难觅踪迹的野生动物也已常见。
面对塔河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的成效，多名专家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想要维持现状、彻底偿还几十年来欠下的生态“历史债”，还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塔里木河“后治理时代”仍然困难重重。
科研支撑治理工程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全长2179公里，流域面积约102万平方公里，水资源总量为398亿，约占新疆水资源总量的一半。
上世纪50年代以前，罗布泊曾是塔里木河的终点。随后，由于该地区工农业生产活动对原本稀缺的水资源进行了无节制的使用，塔里木河不断向上游“撤退”。 1972年，大西海子水库建成，拦截了塔里木河上游来水，导致下游300多公里河道断流，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地下水矿化度持续上升，胡杨林大片死亡。40 年里，罗布泊、台特玛湖相继干涸，塔河终点逐渐退缩到大西海子水库。到上世纪90年代，就连大西海子水库的水也开始时有时无。
“五十年代防洪，六十年代漫灌，七十年代节水，八十年代抗旱，九十年代断流，二十一世纪咋办?”老百姓编的这个顺口溜，就是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50年来环境恶化的真实写照。面对日渐干枯的生命之河，当地百姓的确束手无策。
拯救塔河从科技攻关开始。早在1976年，由当时的中科院兰州沙漠所、新疆生地所及南京土壤所组织的小分队便开始对塔里木河的资源环境进行综合考察。中科院新疆生地所研究员樊自立也是在那时与塔里木河结缘。
“那时塔里木河平原几乎没有道路，我们一行10多人，用两辆敞篷越野车在野外考察。”樊自立回忆说，“路途中不是沙丘挡路，就是沼泽湿地陷车，有时遇到松陷的盐土，汽车底盘着地，车轮架空无法前进，每天只能走三五十公里，推车的次数已记不清了。”
在炎热、缺水、蚊虫叮咬的恶劣环境下，樊自立一行坚持了两个多月。“这次野外考察吃了不少苦，但收获颇丰。”他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根据考察资料，他们在1978年写成了大约15万字的《大规模农垦后塔里木河自然环境演变与自然资源利用》报告，初步揭示了由于人类活动影响，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遭受破坏，草地退化、水质咸化和土地沙漠化发展情况，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塔里木河生态恶化的关注，该成果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993年，中科院将塔里木河研究列为区域发展前期研究项目，给予25万元经费支持。樊自立介绍，此次对塔里木河流域的研究是分段、有重点地进行。
“上游段以研究土地利用变化为主，中游以研究植被变化为主，也调查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对塔河的影响，下游则以沙漠研究为主。”樊自立说，“这次研究还对源流、干流水文状况进行了分析。”
研究发现，塔里木河源流和干流用水过量直接造成了下游断流。“治理源流、改造中游、拯救下游”的整治原则也在这次对塔河的早期研究中出炉。“这一原则成为后来制定塔里木河流域规划的基本思路，许多工程措施都按这个原则来安排。”樊自立说。
1996年开始，中科院新疆生地所牵头，与清华大学、塔里木河管理局共同承担了“九五”攻关项目——《塔里木河流域整治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历时3年的科技攻关解决了塔里木河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整治的一系列关键科学问题，包括塔里木河水资源的形成、转化和消耗规律，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水资源、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等。
1999年10月，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曾与专家组成员在新疆考察了9天。听取了项目成果后，她提出“把塔里木河列入国家大江大河的治理计划”的建议，还表示“我们要向中央报告，支持中科院的建议”。
最终，这项成果获200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为塔里木河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2001年2月2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召开了总理办公会议，听取了关于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开发管理和生态系统的汇报，批准了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方案。不到一个月后，第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被正式列入国家“十五”期间重点建设工程。当年，这项总投资107亿元的工程正式动工。
另外，多年来，生地所研究员陈亚宁和同事们通过布设监测断面、地下水监测井、植物样地，提出了向塔里木河输水方案、时间和路线、水量，以及塔里木河下游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方案。这些工作为塔里木河近期综合治理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无序开荒背后的管理模式
通过水利工程向塔河下游输水是工程最为重要的一项治理手段。工程启动后不久，便卓有成效地缓解了下游断流的情况。
樊自立至今仍记得第二次输水时的情景。由于台特玛湖已经干涸长达17年之久，第一次输水并没能到达台特玛湖，工程实施人员也从来没去过台特玛湖。所以，当第二次输水时，他们带上了熟悉当地情况的樊自立。
“水流得非常慢，一边流一边渗漏。河道因为干枯很多年，都看不清楚了。”樊自立说，“两三公里的路程，我们步行了足足两三天时间。跟着水头终于到达台特玛湖的那一刻，我心里高兴极了!”
迄今为止，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已经向下游输水13次，其中2001年到2006年的第一时段共9次。不过，这一阶段的输水主要用于补充地下水位，输入台特玛湖的水量仅占下泄水量的2.4%。第二时段是2007年到2009年，3年中输水2次，这一时段几乎对地下水没有补给。
无序开荒几乎让第一时段输水的成果功亏一篑。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塔里木河流域除上游连片开垦外，其他地方仅有小片耕地，主要以林牧业为主，到1995年耕地面积达到13.9万公顷，2008年耕地面积进一步增加到26.2万公顷。钱正英2000年前后的调研发现，当时的塔河中游挖口引水有138处，大马力的抽水机有上百台。
无序开荒的背后，其实是水资源管理的体制之困。当时，由于塔里木河的四大源流均由沿线各地政府设置的流域管理机构进行辖区内管理，而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只拥有干流管理权，对源流来水多少难以进行有效管理。这样一来，源流管理单位既是水资源使用者又是水资源管理者，无疑增加了水资源管理的难度。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干旱区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的科学家，陈亚宁看到，这种管理模式将使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他和同事们开始分析塔里木河流域各地、州、兵团等多元化利益主体的现状，并向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将塔里木河源流区的阿克苏河、和田河、叶尔羌河、开都—孔雀河进行管理机构整编，都移交至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
他认为：“应当从源流管起，实现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打破水资源发生和利用过程中的多元主体边界。”
不久，陈亚宁的建议得到了采纳。2011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将塔里木河流域主要源流管理机构整建制移交塔里木河管理局，建立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新体制，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对各流域重要控制性工程实行直接调度管理，强化在全流域水量统一调度上的权力。在陈亚宁看来，对于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流域上基本实现了地表水的统一调度与管理”。
如今，移交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以下简称“塔管局”)副局长吾买尔江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新体制已初见成效。自2010年起，塔河又进行了第三时段的两次输水，并连续两年没有出现断流。
塔管局还加强了对河道涉水工程的管控。今年6月，开都河河道上的一处水工程被查处。“项目为博湖县开都河风景旅游带壅水工程，目的是调节提升开都河博湖城区段水位，工程已进行围堰施工。”吾买尔江介绍。塔管局立即向施工单位下达了整改通知书，施工随即停止。
尽管如此，无序开荒的现状仍然让大多数科研人员顾不上高兴。徐海量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情况的确变好了，但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如果不能保证输水的长期和持续性，塔里木河下游极度脆弱的生态环境很难根本改变，之前持续30年的噩梦必将重演。
在2001年国务院《关于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规划的批复》中明确指出不再扩大农田灌溉面积，2005年以前塔里木河干流要完成33万亩农田退耕自然封育任务。然而，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整个塔里木河流域农业灌溉用水量占用水总量的97.1%，而且非法开荒现象依然存在。
“我们的地方领导缺水时意识到生态破坏已制约农牧业发展，可是一来水马上就忘了痛，急功近利的思想立刻显现。”徐海量指出。
徐海量从平时的野外调查和数据分析中感觉到开荒造田的严重程度。例如，由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管理并没有统一和同步，在地表水管理严格的现实下，他发现，大量违法开荒大户们直接从地下打井取水，变相地从河道取水，从而逃避了水利部门的监管。“2013年博斯腾湖的水位已降至1045米以下足以说明这一点。”徐海量说。
巨额的生态“历史债”
在塔里木河近期综合治理规划项目接近尾声时，徐海量和樊自立对这项斥资上亿元的工程进行了评估。除了取得的成果外，他们还仔细地分析了这项工作的不足。
首先，上游三源流补给干流的水量没有达到规划要求。在《塔里木河近期治理规划》中，要求上游三条源流每年补给干流的水量为46.5亿立方米，而截至 2011年实际上只有40.3亿立方米。评估报告这样写道：“10年多源流通过节水和开发地下水每年增加12亿立方米，全部被自身消耗，‘边治理边开荒，边节水边耗水’。”
其次，中游河水漫溢减少，对植被有一定影响。塔里木河干流沿岸植被的繁衍与洪水漫溢关系密切，当修建了防洪堤后客观上改变了水分运行的方式，导致胡杨、柽柳等种子萌发和生长条件改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游河段天然植被的自然更新。
对《塔里木河近期综合治理规划》尚未解决的问题，延续性项目《塔里木河流域综合规划(2010—2030年)》由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预算经费投入将达1650亿元，目标是用20年时间建立起一个美丽富饶的塔里木。
徐海量、樊自立等新疆生地所的专家为这份规划提供了科学上的决策参考。作为民盟成员，徐海量还将这份材料递交给了自治区民盟。今年两会期间，民盟新疆区委主委陈旗便据此写成提案，呼吁“尽快启动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二期工程”。
不过，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告诉记者，塔河治理的效果并不算好。“100多个亿投入到102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上，等于每平方公里才给了一万块钱。”他说，“效果能好吗?”因此，他认为，延续现有成果和开展新的治理措施等计划都不明朗。
尽管科研人员对后续治理工程持不同看法。但塔里木河治理是在还“历史债”的观点却已经是共识，专家们一致认为，生态系统自然的恢复过程是缓慢的、无序的，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恢复不可能在短期内见效。
对此，樊自立呼吁：“为了恢复和维持塔里木河的生态平衡，必须坚决禁止开荒。”
陈亚宁也指出，进一步改革和创新水资源管理体制是控制开荒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整个塔里木河流域取水、供水、排水、治污及治污水的回用，尚未实现连续管理。同时，地下水与地表水也没有实现统一管理和联合利用。“这导致在南疆部分地区，地下水位因为超采而大幅度下降，并且可能导致生态问题。”他说。
此外，根据陈亚宁课题组的研究，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在过去20年表现出增加态势，但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还将进一步加大。“这将会给水资源管理者带来新的挑战。”他解释说。
“塔里木河流域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仍很突出，生产与生态、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仍很尖锐。如何保护荒漠环境、提升绿洲生产力，实现资源利用可持续、生态环境可持续、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仍然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实践。”陈亚宁说。
避免塔河悲剧再上演
在年均降水量只有100多毫米的西北干旱区，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承载了生命的重量，是南疆地区名副其实的“生命河”、“母亲河”。曾经，塔里木河与神秘的罗布泊相连，河水汤汤，两岸柽柳、胡杨成片。地处贫困地区，这片沙漠绿洲也曾保障了当地的工业、农业生产，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纵观塔里木河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却是一部悲剧。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塔里木河流域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农业，把大量河水引至盐渍地。开荒造田的序幕就此拉开。不久后，塔里木河下游干涸，而河床干枯也导致两岸地下水位下降，植物死亡。这时，人们意识到，也许过度侵占自然资源可能会遭到惩罚，便开始了漫长的塔里木河治理。
“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工程自2001年起实施，至今已持续12年。然而，生态平衡一时破坏，恢复起来却需要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至今没有从过去的伤害中痊愈。诸多因素表明，造成塔里木河悲剧的根本原因是没有顾及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应当警惕的是，发展中的中国，处处都隐藏着类似危机，塔里木河的悲剧只是最为典型的案例之一。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在多年的无序采煤后水源减少、地面塌陷，云南洱海长期遭受富营养化污染，华北平原地下水位因超采不断下降……要GDP还是要“塔里木河”，是许多地方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
更让人痛心的是，尽管塔里木河流域的治理投入107亿元巨资，然而开荒造田的行为多年来却屡禁不止，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成效甚微，造成“边治理边开荒、边节水边耗水”的现象。
这样的残酷现实也应当警惕。例如，2011年，环保部印发《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提出“未来10年将投资346.6亿元用于地下水治污”。如今，地下水排污、超采的现象仍然没有停止，让人不禁对未来地下水治污的效果产生质疑。
党的十八大把建设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我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不可取。
塔里木河的悲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毋庸置疑，为了发展经济，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我们将欠下一笔短时间内难以偿还的生态“历史债”。而要偿还这些“历史债”，不仅需要下功夫、花大钱整治污染、修复生态，更要改革创新生态环境管理体制，使治理工程达到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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