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公众号

关注公众号

手机扫码查看

手机查看

喜欢作者

打赏方式

微信支付微信支付
支付宝支付支付宝支付
×

北大清华教授谈硕士培养:应摈弃精英化视角 强调过渡性

2007.10.14

■ 访谈动机
 
“工作起来‘研究生不如双学士,双学士不如本科生’。”随着硕士研究生毕业人数的急剧增长,最近几年,质疑硕士研究生“含金量”的声音越来越高。一些观察者甚至担心,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着的“惯性”正使硕士研究生培养“积重难返”——硕士研究生学历正在经历着“集体贬值”。而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正在攻读或已经获得硕士学位的人亦开始感叹:“读研究生不值。”今年10月8日,中国青年报公布的一份调查结果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质疑者的观点,52.9%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读硕士研究生不值。
 
硕士研究生质量真的下降了吗?硕士研究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何在?我国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存在哪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新京报就此展开访谈。
 
评判硕士生质量应摈弃精英化视角
 
背景:10月初,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共有7730人参与,包括在读或已毕业研究生4865人。调查显示,52.9%的人认为现在读硕士研究生不值;读过研的受访者中,35.6%的人感到后悔。与此相印证,200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共有128.2万人报名,与前一年相比增幅为0.55%.而此前的2001年到2006年,增长率几乎一直维持在20%以上。
 
新京报:从2000年硕士研究生大规模扩招以来,担心硕士研究生质量下降的言论便从来没有间断过。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澄清一个基本事实:硕士研究生质量真的下降了吗?
 
陈洪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与人类发展系主任):评判硕士生质量是否下降存在一个标准问题。如果从用人单位的心理预期来说,他们显然期望,研究生应该比本科生具有更强的实际动手和独立工作能力,但事实上,我们多数研究生短时间未必能比本科生表现得更好,尽管他们接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论文写得很好,因而很容易给人造成质量不行的印象。如果从纵向比较来看,因为招生单位的增多和招生规模的扩大,的确会造成部分硕士研究生质量不如往届研究生的问题,但条件比较好的单位,即便扩大了招生规模,培养出来的硕士生未见得就比往届毕业生差。因而不能因为部分硕士生质量存在问题,就认定硕士生整体质量下降了。
 
袁本涛(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最近就“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现状”问题,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调查表明,从研究生培养的总体质量上来看,用人单位对近期毕业的研究生与5年前毕业的研究生进行质量比较时,选择“明显提高”的为2%,选择略有提高的占24%,选择“基本持平”的占17%,“略有降低”的接近50%,另有7%的人没有表态。我们据此得出的结论是,近5年来,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总体而言保持了稳定,但没有明显的进步,甚至面临下降的潜在趋势。
 
新京报:社会上有关硕士生质量下降的担忧是不是有些“反应过度”了?
 
陈洪捷:我认为主要是一个观念转变问题。几年前,因为教育资源所限,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远不能满足我国科研和教学的需要,只能由硕士生来填补本来应该由博士生充任的职位,因而硕士研究生的教育主要设定为培养高级科研和教学人才,而且学制要求非常严格。但是,随着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能力的提高和机制的成熟,已经可以培养出满足我国科研和教学需要的高级专业人才了,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就应该从精英化教育回归它的大众化教育职能,而大众化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便是培养应用型和研发型人才。如果我们仍用精英化教育的标准,来评价大众化教育的硕士研究生,结论肯定是靠不住的。
 
新京报:但是,教育部2006年和2007年公布的《工作要点》一再强调,要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上。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推知,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已经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担忧了呢?
 
袁本涛: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先有一定的规模扩张,没有规模的扩张,质量便无从谈起。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理应重点转向质量提高。经过最近几年的急速发展,我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已经从1999年的9.2万人激增至2006年的40万人,在校研究生规模达到了110万人。教育主管部门此时从支持扩大招生规模转向主抓教育质量,可以理解为主要是为了防止教育质量下滑,而不应理解为教育质量已经下滑。
 
就业难主要源自硕士生培养目标模糊
 
背景:近年来,有关就业率的数据显示,硕士研究生正在从高校就业高指标的旗舰上下滑,如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小鲁今年1月29日公布,截止至2006年12月10日,广东省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为94.37%,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97.25%,专科毕业生就业率为95.57%.研究生的就业率首次低于本科生,甚至低于专科生。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研究生的就业率出现下滑,是因为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教育质量下降。你赞成吗?
 
袁本涛:我国最近几年研究生招生规模急剧扩大,主要是外延性增长(招生机构的大量增加)导致的。即便如此,全国有研究生院的56所高校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数量,仍占了全国研究生总数的70%以上,如果以所有“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计算,则可能高达85%左右。而根据我们的调查,“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的质量总体上是信得过的。我们不能以少部分研究生质量可能存在问题,而夸大整个研究生的质量问题。
 
新京报: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研究生规模急剧扩大,挤占了本科生的教育资源,从而影响了本科生的教育质量,最终又反过来影响研究生的生源质量和教育质量?
 
袁本涛:虽然高校投入仍然不足,而且研究生教育的投入的确增加了,但高校总投入的绝对数量亦在同时增加,本科生教育的相对比例和绝对投入不会受到多大影响。另外,研究生教育经费受“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专项拨款影响较大,因为这些专项主要用于学科建设、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科研项目等,而研究生培养又是科研活动的一部分。我们的调查亦表明,大部分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管理人员对目前研究生生源的质量是肯定的。
 
新京报:既然现在尚不存在硕士研究生质量下降问题,那又该如何解释一些地方出现的研究生就业率不如本科生甚至专科生的现象呢?当然,首先应该排除研究生人才过剩的问题,因为不要说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即便是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研究生数量所占从业人口的比例都是极低的。
 
陈洪捷:第一,研究生就业难存在一个结构性过剩问题,包括专业人才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错位,以及研究生就业预期与人才区域需求失衡。第二,硕士研究生就业处境尴尬正好反映出我国目前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模糊的问题。本科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比较容易确定,前者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后者是培养学术型人才,但是硕士研究生就不那么清楚了。因此,如果说高校毕业生普遍面临就业难的问题,压力最大的肯定是硕士研究生。
 
袁本涛:结构性过剩隐含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层次尚不够高。它至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方面,企业尚未能真正承担起自主创新主体的职能,研发投入不足;另一方面,中低端产业为主决定了对高端人才需求不旺。如果企业能加大研发投入,整个产业结构实现了由中低端为主向高端为主的转变,所创造出来的高级技术和管理岗位显然应该主要由硕士研究生以上的人才来充任。而按照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升级的趋势,留给研究生的空间无疑是巨大的。
 
硕士学位应从终结性变成过渡性
 
背景:2000年,北京大学率先进行硕士生两年制试点,其他高校纷纷跟进,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从2002年开始,先后在部分学科专业进行学制改革,实行弹性学制;武汉大学从2004年全面开始推广两年制,提出了一个“以两年制为基础的弹性学制”的概念。但是,面对舆论对两年制研究生质量的质疑和反思,中山大学和中南财经大学等高校最近又开始对硕士生学制进行“逆向调整”,重回三年制。
 
新京报:虽然我们不同意硕士研究生的总体质量已经开始下降的说法,而且认为硕士研究生就业难主要是结构性过剩问题。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硕士研究生总体质量正面临下降的潜在趋势。为了防止硕士研究生质量下降,是不是有必要适当限制招生规模,而且重回三年制呢?
 
袁本涛:硕士生的培养是实行两年制还是三年制,关键要根据不同的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对象的情况来定,不必一刀切。另外,提高硕士生质量实际上有其他方法可供选择,比如加强对招生机构资质的审查与质量评估,鼓励企业参与硕士生的培养,更新硕士生教学内容,建立招生机构自我约束机制,调整专业结构等。
 
陈洪捷:硕士研究生学位由终结性(连接本科教育阶段与职业生涯)变为过渡性(连接本科教育阶段与博士教育阶段),是国际潮流。硕士学位变成过渡性之后,学制由主要为三年压缩成主要为两年,不仅可以节约教育资源,而且可以使硕士培养目标清晰化。重回三年制不仅可能耽误硕士生就业机会,而且无助硕士生培养目标的清晰化。我们现在应该着重探讨的是,应如何因时调整研究生教育的科类结构、类型结构,提供更多的应用型专门学位。
 
新京报:说到改革硕士生课程设置,这实际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是因为教师知识更新需要时间,二是几乎不可能事先预知今后社会的知识需求。有没有办法建立一套进行课程设置时可以凭借的参照系呢?
 
陈洪捷:一些发达国家做过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它们选定一群毕业生,每到他们毕业之后的一个时间点(比如3年、5年和10年),会通过调查问卷,了解他们对读书期间所获知识和技能的认识情况(比如刚毕业时他可能感觉所学到的某种技术对他职业的发展更有用;3年之后,可能会感觉学校赋予他的知识结构更有用;5年之后又会感觉他所获得的一些能力更有用)。通过长时间的连续跟踪研究,便可以大致了解什么样的知识对学生今后不同时期的职业发展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从而为新课程的设置提供有益的参考。我国目前类似的研究很不够。
 
新京报:那么,又应如何建立招生机构的自我约束机制呢?
 
袁本涛:简单而言,就是让招生机构真正拥有自己的学位品牌,具有各自的学位授予权,从而使培养机构真正为它们授予的学位负责。如果一个招生机构授予的学位经过市场考验,被认为是质量不合格的,愿意花钱费时去拿它的人自然就会减少,从而最终迫使招生培养机构提高自己的培养水平,加强毕业把关。随着招生机构的增多,加强评估、引入淘汰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推荐
热点排行
一周推荐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