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纳米科技研究的刘教授多年前留学日本时，曾有过一段不适应期。

　　到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办事，按照国内的惯例，他一开口就叫对方老师，却屡屡被同学纠正，“你为什么要叫他老师呢？他只是做服务的，不是老师，他不会干扰你的工作，也不会给你布置任务。”

　　回到国内，刘教授更多的是需要记住一些与“这些服务者”打交道的规则，比如过了下班时间取不了实验样品，再着急也只能等到第二天；财务室每月报账有固定的日期，排队的人不少，而过了报销时间只有自己掏腰包垫上。

　　更让他觉得滑稽的是科学家的汇报，比如参与某项基金，每到年终都要汇报，填完了的表也是编的，下一年该怎么做还是自己的事，“纯粹是形式，但也必须要做，而且这些做完可能压根儿没有人看。”

　　“相对国外来说，国内科学家需要花大量时间做很多无用功。”刘教授回顾归国几年的科研道路，发现科研时间争夺战中自己屡屡败北，遗憾的是其中也找不到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