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科研时间争夺战科学家屡屡败北

2010-10-18 09:54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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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纳米科技研究的刘教授多年前留学日本时,曾有过一段不适应期。

  到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办事,按照国内的惯例,他一开口就叫对方老师,却屡屡被同学纠正,“你为什么要叫他老师呢?他只是做服务的,不是老师,他不会干扰你的工作,也不会给你布置任务。”

  回到国内,刘教授更多的是需要记住一些与“这些服务者”打交道的规则,比如过了下班时间取不了实验样品,再着急也只能等到第二天;财务室每月报账有固定的日期,排队的人不少,而过了报销时间只有自己掏腰包垫上。

  更让他觉得滑稽的是科学家的汇报,比如参与某项基金,每到年终都要汇报,填完了的表也是编的,下一年该怎么做还是自己的事,“纯粹是形式,但也必须要做,而且这些做完可能压根儿没有人看。”

  “相对国外来说,国内科学家需要花大量时间做很多无用功。”刘教授回顾归国几年的科研道路,发现科研时间争夺战中自己屡屡败北,遗憾的是其中也找不到赢家。

“别人都在跑,我不跑行吗”

  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这个评审不想要,下一个想要的就没有机会

  南京大学文学院王彬彬教授说,现在的规则在于,各个机构来评价一个成果的时候,曾经争取过这些东西也是一个评价指标,这块蛋糕给不给你,取决于你是否曾经获得过那块蛋糕。所以,这些表格,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一个链就断了。所以大家都要铆足劲去争取,有时候就发动很多学生来填表。

  由此带来的恶性循环是,“这次的蛋糕不好吃,我不想要,但下次那个好吃的我也要不到。”

  王彬彬教授就知道一个惨痛的“教训”——

  华中地区一所著名高校中文系,因为之前对于一些评选不屑一顾,结果明明实力在全国高校中有目共睹,却在打分中被一家差距不小的高校超越,由此带来的则是国家拨款等各项资源调配也比这所学校差了,拨款经费、招生就业都因此受到影响。

  教授们的课题也只好“兼收并蓄”:一个项目也许就3万块钱,但是项目要结项、中期要填表,一样也不能少。因为这些表很重要,它的级别很高。

  王彬彬教授所在的南京大学成功概率高一些,一些名气稍逊的学校更可怜,填了一年的表,可能才有一两个成功了,“就像打兔子,放了很多枪,可能都没打中,失败了只好又到新的地方去守候。”

  让王彬彬教授羡慕的是,一些人摸透了填表中的“奥妙”,什么稀奇古怪的表都能填出来,还把表包装得很漂亮。

  南京大学前副校长董健教授还记得1979年自己评教授时的情景。

  当时,一群业内著名的专家打分,董健凭借4篇论文,评上了教授,而另一个老师拿出的作品是厚厚的4本书,却没评上。

  “当时看重的是含金量。”董健教授感慨,现在有了新的指挥棒,不可能有这个现象了。

  董健教授说,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评教授只要技术性的,不要精神性的:申报10个人,最后给4个名额。核心刊物、出版多少书,都折合成分数,按照排名计算,评委们变成陪衬,行政部门来计算分数就够了,“这4个人是不是最好的,却不能保证。”

  而今,即使董健教授自己的研究生,也在追求多发论文,早点毕业。

“每个项目都吃不饱,只好多争取几个”

  让一流人才为经费分心,你能期待他出一流的成果吗?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科学家介绍,如果只申请一个项目,用在评审上的时间是不多的。关键是科研人员从一个渠道得到的经费不足以支撑科研任务的完成,必须多渠道申请。

  不少科学家的一项研究同时会申请很多项目,“863”也申请,“973”也申请,支撑计划也申请,重大专项也申请,这一情况导致科研人员必须就同一项目进行多次答辩,每个项目申请的软件也不一样,必须每个都熟悉,必然占用大量科研时间。

  “千人计划”入选者李强教授(化名)说,在国外,90%的时间可以在实验室做科研,但回国90%的时间是跑项目。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己有个50人的实验室,实验室水电费每年就要二三十万元。目前按照国内高校规定,学校不会出这笔钱,反而要对实验室收费;此外,工作人员的工资由国家支付部分基本不足,也要补充,还有带研究生的费用、房租等等。所以整天就写报告,写答辩项目,一般国家一个项目申请书200页,与技术有关的大概三四十页,剩下的都是写预算,未来几年去哪儿开会、给助手的费用、设备费用等等。

  李强教授说,现在每天想的事情就是在每个课题申请经费中找空间,还不得不考虑到处申请课题的可能性——“否则明年在哪里办公呢?”

  这位教授说,科研经费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没有经费,再好的想法也没用,当前科研项目竞争白热化,教授们即使少去实验室也得先花时间争取到足够的经费支持。

  科研界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季节歌”:每年3月份大家基本都在忙着申请项目,12月份又都在忙汇报。

  科学家本身的收入保障也很不足。

  中科院微电子所的陈杰教授介绍,自己在日本一所高校做副教授时,年收入80万人民币左右,足够一家人衣食无虞。但回国后他发现,一般国内高校教授年收入大约10万元,一个人工作,正常的收入很难保证全家人基本舒适、体面的生活。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在北京,一些科学家年年买套房,“一些人拼命地搞项目,而一旦在灰色地带长期行走,利益的诱惑自然让一些人走向歪门邪道。”

  “国内本来就缺乏一流人才,如果让仅有的那些一流人才,整天为养活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为养家糊口分心,不能潜心从事科研工作,你能期待他出一流的成果吗?”陈杰对此充满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