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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在华研发中心技术溢出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进行国际先进科学技术研发活动的条件和水平。随着越来越多外资研发中心进入我国，这些外资研发中心或将在我国形成一种技术溢出的“蝴蝶效应”，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积极意义。
打开搜索网页，输入英文关键词，浏览最新的英文资讯，时不时嘴里还冒出一两句英文单词，这是王鑫每天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事情。2007年王鑫离开某外资软件开发公司后，创办了自己的手机游戏开发公司。回顾创业经历时，王鑫说：“在学校时就想创业，现在发觉还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创业更有感觉。”
一只蝴蝶在巴西雨林轻扇一下翅膀，可能导致一个月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在专家看来，王鑫这种情况正是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的一种人才溢出现象。随着越来越多外资研发中心进入我国，这些外资研发中心或将在我国形成一种技术溢出的“蝴蝶效应”，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积极意义。
外资研发中心“扎堆”落户
商务部、财政部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就办理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和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的有关事项加以细化，鼓励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积极开展技术创新。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此前曾表示，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入不断加大，而且外资研发中心的基础型、创新型本地化研究占比有所上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在华研发中心作为其亚太区研发总部，有些甚至升级为全球技术研发中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各类研发中心超过1200家。截至2009年年底，商务主管部门批准的独立法人形式外资研发中心共465家，投资总额128亿美元，注册资本74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外资研发中心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如电子通信、生物医药、化工、软件设计等行业。
事实上，除了北京、上海等地，越来越多的外资研发中心开始在我国西部地区“扎堆”落户。
来自美国硅谷的应用材料有限公司今年在西安召开了股东大会。该公司2006年4月在西安投资建设了其全球太阳能研发中心，这是全球首个集合薄膜和晶体硅太阳能技术的大规模研发中心。该公司执行副总裁Mark Pinto还将家搬到了北京。
“简直是春潮汹涌。”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这样形容外资研发中心入驻成都高新区的态势。
据成都天府软件园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婷介绍，目前排名世界前20强的软件企业有一大半在成都天府软件园建立了分支机构或研发中心。
业内人士共同的看法是，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成为跨国公司寻求新发展的突破口，同时我国广阔的市场、相对充足的研发人才和研发成本较低的优势对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中心极具吸引力。
技术溢出效应
业内人士表示，在全球兴起开放式创新的趋势下，这些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的研发创新活动对推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由“制造工厂”向“制造中心”、“创新中心”转变具有积极意义。
“外资在华研发中心80%-90%的员工会从本地雇佣。”汤继强说，外资研发中心具有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的良好环境，本土员工可以在此积累大量经验，学习先进的知识技能，成为高层次人才，这些人将来还可能自主创业，这种人才外溢对于提高当地科技创新水平意义重大。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认为，跨国公司在我国布局研发中心，增加了我国参与世界前沿技术竞争的机会，并可提升研发管理水平。国内充裕的资本与丰厚的人力资源、技术“知本”相结合，能够使外资研发中心的技术快速溢出和转移，迅速、持续地拉动产业结构调整，同时还能为我国训练一支庞大的技术管理人才队伍，这对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和自主创新具有积极作用。
“事实上，很多本土技术人员在外资研发中心的发展会遭遇‘天花板’，这种情况会使一大批人才从外资研发中心流出，即使这些人只是把外资研发中心的行为习惯带出来，都会形成一种良性溢出。”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海波博士说，知识具有特殊性，只要是有心人，哪怕只是到外资研发中心参观过一次，都会对其产生影响。
刘海波认为，目前外资研发中心的一种新趋势是开放式创新，他们不再局限于必须自己研发技术并生产、销售产品，开始在全球整合外部研发资源和市场化渠道，将其纳入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创新战略的新型管理模式。“哪里创新资源丰富，就到哪里去”。在这种示范效应作用下，本土企业通过学习与模仿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的内部组织方式、对高层次人才的管理方法与激励制度，可以在“干中学”实现技术进步。
创新工场首席执行官李开复曾表示，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正面意义很大，一是很多外资研发中心的研究成果是公开的，二是这些外资研发中心在与国内大学合作设立实验室，向其传播新的思想方法。他认为，这些外资研发中心在中国每雇佣一个人才，就有可能培养10个人才，并正面影响1000个人才。如今李开复也在以天使投资人的身份培育新人和新项目。
建立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
因为看好外资研发中心的技术溢出效应，目前我国各地、各部门都在加大吸引外资研发中心落户的力度。但也有不少人士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最终还应依靠内生力量，由于外资研发中心对其知识产权有着严格的管理，这种溢出效应究竟有多大值得怀疑。
他们认为，这些外资研发中心通过在我国密集地申请ZL，对关键性技术实施严格的ZL保护，会对本土企业的创新与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与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相比，国内科研机构在资金、人员、体制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制约了本土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创新和竞争力。此外，跨国公司对关键技术主导权的控制，会对我国产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导致我国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重新沦为“加工厂”。
对此，有专家表示，如果中外双方的技术水平差距较小，这种技术溢出效应就比较明显且容易被国内企业学习;反之应就会变弱甚至没有。目前国内的人才储备、技术资源储备、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已经初步具备了承接国际领先技术的能力，具备了进行国际先进技术研发的条件和水平。
王德禄说，这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我国的国家高新区。国家高新区是我国科教资源、高端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最为集中的政策区域，由于注重依靠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发展，国家高新区的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在有效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实现自主创新发展方面极具优势。
“事实上，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并且能够激发出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创新能力。”刘海波认为，一种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要具备各种各样的创新要素，各要素之间有合作有竞争才会使这个创新生态环境充满活力，而且在不断地演变过程中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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