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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依依:与师昌绪先生工作的点滴回忆

2014.12.29

   我到中科院金属所时,所里的研究人员分三类:“高老大”(国外回来的研究员)、“高老二”(副研)、助研。师昌绪先生是第四研究室的主任,也是金属所当年的八位“高老大”之一,他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知识渊博的忠厚长者风范。每次见到他,我先前紧张的情绪就立刻松弛下来。

  国家广州会议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后,要求保证科技人员5/6的工作时间,金属所各研究室都配一名业务秘书,把研究室的业务工作管理起来,特别要保证“高老大”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时间。作为第四研究室的业务秘书,师昌绪先生让我把办公桌搬到他的办公室里,要我大胆工作。

  当时,金属所全所有八大任务,我们四室有五项:AB-1任务是M17铸造高温合金九小孔叶片、808任务是国产节镍的铁基高温合金涡轮盘、A4钢(Cr17Mn14Mo2N)是一种节镍耐蚀不锈钢、FeMnAl合金系列,以及111任务的MoB钢。金属所很重视这八大任务,所领导下到室里蹲点,AB-1任务由原党委副书记陆炳昌蹲点指导工作。

  室主任会议确定了任务目标以及各节点完成的进度,我起一个实施、保证和协调的作用,遇到困难实在解决不了时,我才去找师昌绪先生。记得他边给我压担子,边对我的工作给予肯定和表扬。后来在北京住院时,他还给别人讲我做业务秘书时,他遇到的麻烦最少,工作也最轻松。

  上世纪70年代初,党中央落实政策,师昌绪先生从群众专政指挥部解放出来,被分配去给当时的教学连学员写金属学课的讲稿。教学连学员都是转业兵、下乡知识青年和部分高中生,他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床写讲稿,并坚持给教学连第一期学员授课。虽然大材小用,师昌绪先生依然乐此不疲。

  后来,他终于能够回到他亲手创建的高温合金组去工作。这时,九小孔空心叶片已从410产转到贵州生产,企业叶片生产成品率低,师昌绪先生亲自带领一个小分队去解决叶片生产中的问题,包括建立验收标准等。他们住简易招待所,与厂里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攻关几个月,直到合格率达到实心叶片的程度,才回到沈阳。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曾随师昌绪先生同去该厂,从进厂到出厂,无论哪个地方,师昌绪先生所到之处,人们都蜂拥到他身边问长问短,可见他“材料医生”的美称绝非浪得虚名。

  1978年,师昌绪先生出任金属所副所长,领导全所的科研工作。他注意到所里人才不能适应国际合作的需求,除积极推进重新招收研究生外,还争取到世界银行的一笔高级科技人才留学基金,送了一大批科技骨干出国进修。他还邀请了美国的两位老师——Folson和Lemon到所里开办高级英语口语班,连续两期,所里大约有60~70人参加,后来这批人成为所里外事活动的骨干。

  1981年,师昌绪先生与陈能宽先生讨论国内急需的一种抗氢脆材料,陈能宽先生讲他们单位调研后发现国内基本没有人能做。于是,陈能宽先生带领一队人员来到金属所,师昌绪先生请了李薰所长、徐曾基副所长还有我一起到办公室,请陈能宽先生交底谈要求。事后李薰所长说:“金属所就是要做别人做不了的工作,否则就没有在中科院存在的必要。”师昌绪先生对我说:“这种重大项目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

  此前,这类大项目都是由“高老大”负责的,因此,我们虽然诚惶诚恐,但更有信心拼一拼。当时这项工作很难,有的人说不能做。我们同一个研究室的周本濂和所里的徐曾基都非常支持我们,所里一共有30多人、涉及6个研究室参与其中。我们从做试验设备开始,做出材料和数据提供给用户,因为完成得好,用户不断提出新需求,圆满完成了抗氢脆合金的五个系列,以及许多新工艺产品。工作中师昌绪先生经常了解进展情况,指出应注意的问题,并参加我们的学术交流会和鉴定会。遇到问题,我们总是与生产厂和用户一起商量解决,每年举行一次学术交流会,总结工作并提出下一年的任务,这样的工作持续了30年。

  1983年,李薰所长去世后,师昌绪先生调到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当主任,后来又当了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他每年都会回沈阳,除了必须去研究生部和金属学报社外,一定要向所班子了解所里情况,主要是基础与应用学科的关系处理得是否恰当。他每次都强调没有基础理论,就在国际上没有地位;没有应用研究、不解决国家的问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要求我们在各方面都要摆平这两者关系。师昌绪先生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才,在人才断层时,他要我们注意选拔优秀的年轻人,不要苛求,要看他(她)们学术上的潜力和人品,我们一直遵照他的要求尽力去做。他提出选出人才,给他们舞台让他们施展才华,并且送他们到国际上去见世面,他还把邀请他去国际会议上作报告的机会让给年轻人。

  师昌绪先生90岁高龄时还天天去国家基金委上班,每天去他办公室的人络绎不绝,他总是有求必应。汶川地震前我们应邀去成都飞机公司,参观完后他与柯伟、李殿中和我去与二重谈三峡水轮机生产合作并参观8万吨挤压机生产高温合金涡轮盘,出来后他去主持资深院士会议,我们去机场回沈阳,就在飞机即将起飞时大地震发生了,尽管在同一城市却互相不得而知,我们十分着急,事后问他,他只是感觉摇晃得厉害。

  去年四月,师昌绪先生患肺炎住进北京医院,其间我们去看望他,他总是惦念由他向国家建议的两个专项是否落实。由于材料产业化专项没有达到他原来要产业化的本意,他有时也闷闷不乐,主要是非常担心国家花了那么多钱研发都是只做到一半报奖就了事,他常常为材料生产和机械制造工艺不稳定,一些批量生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感到难过。

  11月10日早上7时7分师先生离我们而去,我们十分悲痛,去北京八宝山向他遗体告别。至今,我还是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经常觉得他还健在。无论如何,金属所还要大发展,全所将更加团结,按照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以最佳的科技创新发展成绩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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