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工作者如果感受到中年危机 或成转机
人到中年，年事渐高成就不大，欲望不减精力渐衰，上有老下有小，各方压力如洪流般汇聚，着实有些吃不消。“幸福学”的研究成果总是强调：人生的幸福大致遵循U型曲线——少年不识愁滋味，老人安享晚年乐，惟有中年人长期处于曲线的谷底，自怨自怜，最是悲苦。这种论调加重了中年人的心理负担，让他们自套枷锁，常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愤懑。但生活总得继续，还必须强迫自己过得好才行。坦然面对中年危机，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
埃利奥特雅克于1965年提出中年危机的概念。其在论文中强调，“在这一时期，我们须得直面自身的局限、各种受限的可能性以及注定死亡的命运”。尽管这一概念具有局限性，但绝大多数中年人却极为高兴地“对号入座”。很多人在中年危机的强大压力下，往往选择“鸵鸟政策”，不是直面危机带来的不适，而是“不惜牺牲家庭和工作来换取跑车、植发和年轻女友”。一如糖尿病正在低龄化，中年危机的年龄限值有下移的趋势，有些“80后”迫于生存压力也开始感慨“过早步入中年危机”。但这些抉择都算是“自愿掉入美丽的陷阱”，或许只是为自身不够努力预设后路和强找借口，甚至“宣称自己感受到中年危机”似乎成为这个快速变动的社会最时髦的“流行病”。
但中年危机没有人们传说的那么可怕。相反，如果深入了解中年危机背后蕴藏的潜在机会，焦虑与恐惧将被乐观和期望所取代。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倘若能够善待中年危机产生的违和感，极有可能燃起雄心壮志去重拾“未实现的期望”。因为，中年人“不再受别人的驱使，而是可以驱使别人”；中年人的掌控能力更强大；与年轻时动辄要改变世界的豪气不同，中年人更注重幸福感、存在感、认同感以及超越感等内在感受。中年人不仅能从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中变得更加理性而不至于异想天开，而且拥有其他年龄段所不具备的资源综合优势而不可能一无所有，同时中年危机的存在恰恰逼迫他们采取更为认真的态度规划“人生的后半程”而不会轻易认命。从这个意义上回看中年危机的话题，或许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中年人的幸福感不可能很低，只是因为他们对于幸福的期望值一直未被完全满足，所以才造成“中年人最不快乐”的假象。现实生活中，尽管中年人个个都在慨叹“生活之不易，人生之艰难”，但很多人的感慨怎么听都不像是哀怨之言，更像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装x之论”，这或许是“中年没有危机”的最好例证。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终身研究员亚历山德拉·弗罗因德就坦然承认：“人到中年，生活是最充实的。我们在工作上取得许多成就，孩子们渐渐长大，我们很健康，比学生时代多了许多资产。我们的社交圈里亡故的朋友不多……我们很清楚自己的方向，不会再没完没了地怀疑自己。”弗罗因德的感受，对于很多中年人一点也不陌生吧。
科技工作者如果感受到中年危机，不要急于下论断，或许那并不是危机，而是转机。至于他会去向何处，与其所感受到的身体变化和心理症状没有必然联系，端赖其对待后半生的态度，决定于他是否愿意给自己一个“完美的交代”，这决定了科技工作者是否会陷入“中年危机”的泥潭之中无法自拔。
一方面，倘若年轻时专注于挣钱养家糊口而荒废了学术研究，那么中年就是科技工作者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者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们尚能“卷起袖子，抡起胳膊”去追逐那个被耽误了很久甚至快被遗忘的科学梦。特别是那些在物质基础上早已远远超标者，更有“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从繁杂的项目事务中解脱出来，也无需对抗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高企压力，甚至能够采用“金钱换时间”的策略，总之，只要他们想把时间投入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中，就总能找到时间去完成。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休闲享乐还是科学研究，才是这些已赚得盆满钵满的中年科技工作者最理性的追求？还是说，既然挣钱的基础和条件如此之好，是否就“闷声发大财”算了。反正，科研经费在当下的高校代表了一切。当然，如果人到中年还是没有“钱”途，那就更得转换观念，既然一辈子都有可能与钱无缘，何不改弦易张，不再花大力气伺候“钱老爷”，而是将精力放在钻研学问上，毕竟很多学问与钱的关联度并不大。更重要的是，当做学问已经练就高深功力时，“钱景”好坏恐怕就不那么重要了。
另一方面，中年是科技工作者实现“做自己”这一最高理想的最好时机，是完成“内生长”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人到中年，不再像年轻人那样虚幻地妄想，多年的摸爬滚打慢慢让人开始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明白自身的“不全能”，开始懂得梦想必须与自己的潜能相结合，否则就是不折不扣的白日梦。至少他会彻底死心于成为“杰青”，因为对于大多数中年人而言，错过的青春不可能再回头，年轻时没有那么杰出，这一辈子就永远与“杰青”无缘了。就像新导演的处女座若是无法获奖，那就永远无法与“最佳新人导演奖”结缘一样，是无法“U”型转弯的单行道了。
高校应当注重科技工作者的中年危机，鼓励他们尽快驶上人生的“第二跑道”。毕竟中年科技工作者是高校最为重要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于工作的奉献度和投入度不仅决定着个人的成就，更左右着那些莘莘学子的未来。一旦中年科技工作者开始“守成”、或心生厌倦感、或逐渐接受所谓“宿命的安排”，对于高校可不是一件好事，组织效率的下降自不待言，人力资源的“隐性浪费”更是惊人。
年轻时设定的人生期望，到了中年严重受挫，进而恐慌于“将碌碌无为地荒废掉一生”，这或许不能称为危机，而是“晚熟男人”开始真正想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时所不可避免的初期的惶恐和不自信。一旦他们适应了“与危机感相伴”，反而会专注于更为充分地准备自己的后半生。就像查尔斯汉迪所说的那样，尽早规划人生的S型曲线，在人生开始从第一条曲线的峰值下落之前，就在第一条曲线的上升通道上寻找适合的接入点开始规划未来人生，迎接“第二春”、“第三春”的到来。这恐怕是科技工作者不会长久迷茫于“中年危机”这一负面概念的绝佳解脱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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