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PM2.5来源引争议“学术争鸣”怎样呈现给公众
近日，一场关于北京PM2.5来源的争论，引起了关注。先是媒体报道了一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大气化学与物理学》的论文研究结果，称汽车尾气对北京PM2.5的贡献只有4%。很快，有关研究机构就以一场“新闻通气会”的形式，对这个研究结论进行了“评议”，强调该论文有种种“研究缺陷”，大多数研究认为机动车对北京PM2.5的贡献在20%—30%。各媒体也纷纷以“4%被严重低估”为题，进行了详细报道，一场“舆论风暴”似乎平息，各方都松了一口气。
PM2.5已经成了挑动公众神经的“敏感词汇”，与之有关的研究结果发布往往会引来公众的关注。几个月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曾发布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称，“雾霾令北方人比南方少活5年以上”。对这些听起来有些“雷人”的科学研究成果究竟该如何解读和传播，确实是摆在新闻媒体面前的一道新课题。面对这些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关心的只是结论，除了学术同行，没有谁会翻出论文原文细细研读，那些复杂的公式、方程和模型也不是一般公众所能读懂的。
在我们这个公众科学素养还普遍偏低的国家，对科学研究“权威性”的认知出现了“分化”。对转基因这样的问题，任凭科学家如何解释，公众仍是将信将疑;对PM2.5这样的问题，科学家的研究结论却被不断放大甚至过度解读。以至于为了平息公众的疑虑，不得不采取“新闻通气会”的形式对学术同行的研究结论进行“评议”，这着实是中国科技界难得一见的“奇观”。
这次“非典型”的“同行评议”可能会暂时平息舆论，但是却对中国的“学术生态”造成了伤害。为了平息舆论，不惜越过“学术争鸣”的基本规范，面对新闻媒体对学术同行的研究成果“指指点点”。必须说明的是，这场争论不是有关“学术不端行为”的揭露，而是对一个公众关心的科学问题的“学术探讨”，如此做法，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更有甚者，为说明同行研究中“缺陷”，竟然抬出了“战略先导专项”课题组的“大轿子”，难道这个“战略先导专项”天生就具有比别人 “高贵”的“学术血统”吗?此时此刻，所谓“自由探索”、“学术平等”，都已经被无情地踩在了脚下。
而国外对待与公众议题敏感的“学术争论”的做法，确实值得我们借鉴。2012年，法国卡昂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塞拉利尼等人在《食品和化学毒物学》杂志上发表转基因玉米致癌论文，已成为部分人士反对转基因食品的重要证据。但杂志出版方Elsevier公司2013年11月28日在美国宣布，由于进一步分析显示论文数据不足以支持其结论，因此决定撤除这篇论文。
Elsevier公司在声明中说，《食品和化学毒物学》杂志对所发表的论文及论文所报告的数据进行了彻底的、长时间的分析，对论文发表的同行评议过程也进行了调查，“没有发现欺诈或对数据有意曲解的证据”，然而，“有理由担忧”论文所提及实验中研究人员使用的实验大鼠数量和类型。声明说，归根结底，论文的结果“尽管无不妥之处”，但是“没有说服力”，因此这篇论文达不到《食品和化学毒物学》的出版要求。声明还说，这篇论文发表后编辑部收到多封来信，对论文描述结果的有效性、实验动物的合理使用表达关切，有些来信甚至称其中存在欺诈，多数来信呼吁撤回这篇论文。这些来信以及支持这篇论文的来信，都已和作者的回应一并发表。
有关PM2.5的研究，只是这两年来才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关于雾霾的成因和解析，仍然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探讨的问题，说有什么“一致性”、“多数人”认可的研究结论还为时尚早，那些听起来“雷人”的研究结果以后可能还会出现。所谓“科学理性地报道雾霾”，需要的是科技界、新闻媒体共同努力，积极探索符合时代特点和公众接受能力的科学传播方式，而决不能把“学术争鸣”作为平息舆论的“工具”。学术研究可以成为决策的有力支撑，但不能退化为屈从决策的“棍子”。
毋庸讳言，坚守“学术研究规范”的底线，是每一个科研从业者的基本道德要求，然而这个听起来很丰满的“理想”，现实中却实实在在地充满了“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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