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津:大庆油田发现真相 中国独创理论不容抹杀

2011-5-18 08:38 来源: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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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1959年,大庆油田的发现,让中国石油工业彻底甩掉了“贫油论”的帽子,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贡献巨大。然而,在这一重大科学发现面前,中国地质学界享有尊崇地位的李四光、黄汲清和谢家荣三位大家,到底谁的贡献更大,多年来争议不止。如今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大庆油田并非中国人自主发现,匈牙利人起的作用很大,功绩却被抹杀。

  大庆油田发现的真相到底为何?匈牙利人的贡献到底如何评说?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日前投书本报,补充有关大庆油田发现的史实材料,供读者参考。

中国工程院院士 赵文津

  4月1日,凤凰网转载了《炎黄春秋》网站一篇关于“大庆油田发现”的刊外稿,还起了一个颇有深刻含义的题目:《发现大庆油田真相:匈牙利人帮大忙 功绩遭抹杀》(以下简称《发现》)。

  一时间,舆论哗然,跟帖观点各异。不过众多网友仍然希望了解客观史实。毕竟,石油的大发现,不但是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甩掉了“贫油”的帽子,更是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自主创新的大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还原新中国石油大发现的客观真相是极其必要的。关于大庆油田发现的功臣,国家授予大庆油田的奖励名单中列出了地质、石油及中国科学院三个部门23位科技专家,排在前三位的正是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

  然而,曾经一度有些同志不做全面深入的调研,混淆了我国石油大发现的客观历史,否定李四光在我国石油大发现历程中的巨大贡献。

  为了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笔者曾对石油大发现的相关问题作过较全面、深入的调查,并出版了《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大发现》(地震出版社)一书对此详述。

  不过,今天对大庆油田的发现,又有了一种新说法。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学锦在接受该文作者王克明的访谈中强调,匈牙利人帮了大忙,“有关键贡献”!中国人把他们的“关键贡献”抹杀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非常不负责任,完全有违事实。因此,有必要旧事重提,对此作一说明。

匈牙利地震队并未在大庆长垣工作

  该文章援引谢学锦院士的话称:“1957年,匈牙利地震队进入松辽平原。第二年,他们即在这一地区发现长垣背斜构造。紧接着,地质部在构造上打普查钻,见油砂!这一关键性结果,使松辽平原找油远景骤然大幅升级。从而导致后来两部在该地域集中力量钻探,最终确定出松基一、二、三井的井位。”

  这种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首先听听当事人的说法。

  朱大绶,当时任长春物探大队的主任工程师。在1957年底,随着松辽物探工作的加强,物探队伍大量增加,地质部物探局决定把朱大绶从物探局机关调到新组成的长春物探大队,担任技术负责人。

  朱大绶在《发现大庆长垣经过》的回忆文章中,详细介绍过中匈技术合作队(即匈牙利地震队)调往松辽平原的来龙去脉及其工作地点和范围。

  1957年底至1958年初,四川的303物探队的电法队,柴达木的205物探队,以及在鄂尔多斯工作的116物探队,即中匈技术合作队,奉命调到松辽平原,与已在该地区工作的112物探队,一起组成长春物探大队。

  新组成的长春物探大队中有几个分队原属于中匈技术合作队,在工作布置和技术要求上也有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作出决定:有匈牙利专家的分队主要按匈牙利的技术要求办,除了大地电流分队在松花江以北的地区工作外,其他中匈合作的两个地震队(一队和二队)和一个扭秤队都布置在松花江以南工作。中方的分队包括两个地震队,全部执行我国自己的规章制度,为了便于领导均布置在松花江北地区工作。

  朱大绶的亲身经历,以及当时参与大庆地区工作的许多当事人都可以说明此事,即中匈合作队是被部署在松花江以南地区工作。大庆地区则在松花江北约150公里以远。

  大庆长垣最早是区域重力、磁法发现的,后来直流电测深剖面上也有显示,在最后选定松基三井井位时也用上刚刚取得的地震剖面图对井位作了小的调整。因此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它是中国人自己的发现,是1957~1958年用综合地球物理测量在厚的第四纪覆盖区内发现的。

  显然,所谓“匈牙利地震队在1958年发现了长垣背斜构造导致大庆油田被发现”,或是说匈牙利人“对大庆的发现有关键贡献”,都严重违背了客观事实,完全站不住脚,更谈不上其功绩遭抹杀。

  证据还不止如此。

  截至目前,匈牙利地震一队和二队中的技术人员仍有不少健在,如一队技术干部苏静柏和二队技术干部谢婷婷,江北中方的地震三队技术负责人周焕然,地震四队技术负责人是于占元,大队还有王懋基。笔者已就当时的实际情况向她们取得证实。

  因此,要想获得当时匈牙利地震队确切的工作地点和所做的具体工作,文章作者完全可以向她们当面或电话询问,而不应该不尊重事实。

大庆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油气勘察理论息息相关

  《发现》一文还否定了大庆油田发现和李四光独创理论的关系。

  文章这样写道:“地质力学和发现大庆这两者之间确实没有关系。李四光先生并未说大庆油田是用他自己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的。是在大庆油田发现了两年以后,他有一天写信给何长工(时任地质部副部长),把大庆油田第一次和他自己的研究联系起来了……”

  这种说法甚是荒唐!作者如何肯定两者“确实”没有关系呢?就是这寥寥数语可以把这一重大历史事实抹杀掉吗?

  要知道,从1952年9月地质部成立时起,李四光被任命为部长,并直接兼任部地质普查委员会(后改为石油局)主任。当时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的一年,中国面临严重的能源、矿产资源问题,真是处于“无米下锅”的境地。天然油和人造油加起来年产才几十万吨,最大的玉门油矿年产原油仅十几万吨。中国如何解决能源问题?当时世界上传统的观点是“海相地层”生石油,而且可以生成大的油气田,陆相地层里可以产石油,但规模都不大,能否找到大油田都是未知之数。外国人说中国的盆地以陆相地层为主,有海相地层但深度大,又遭受到过多的构造作用,因此我国被冠以 “贫油”帽子。这种说法在我国地质界有广泛的影响。

  1953年,毛泽东邀请了李四光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征询他对中国石油资源前景的看法。李四光依据自己的大地构造理论和油气形成移聚条件的看法,明确回答中央领导同志说,中国油气资源的蕴藏量是丰富的,而不是什么“中国贫油论”、“东北贫油论”,并具体提出,关键的问题是要抓紧做好全国范围的石油地质普查工作,打破偏西北一隅找油的局面。

  中央接受了李四光的建议,并于1954年下达命令,要求地质部负责中国的石油普查工作,石油部门负责石油勘探开发工作,中国科学院负责有关的科研工作。

  地质部在1955年2月召开了第一届石油普查工作会,全面部署了全国油气普查工作。华北、东北大平原,大工业区,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必须调查清楚其下部地质及构造情况才能掌握情况作出区内含油气远景的评价,这是现实,也是常识。

  1955年初地质部物探局请示了部领导后就在华北成立226队(技术负责人为黄绪德)、南满成立112队(技术负责人为王懋基),开展试验性生产工作。何长工还亲自过问华北平原的大剖面试验工作。李四光自从向毛主席承诺以后一直关心着全国各地找油气的新进展,亲自指导有关工作,怎么可能不关心大庆的新发现呢!说仅在“在大庆油田发现了两年以后,才把大庆油田第一次和他自己的研究联系起来了……”这太不合乎逻辑与实际了。

  关于东北地区找油工作,应当提及日本人的工作。

  日本人于1929年、1939年~1941年先后在东北开展找油气工作,特别是1941年8月1日美国对日实施石油禁运以后,因找油气未获突破而不得不对美宣战(9月6日),向印尼进军(1942年2月),抢夺油田与炼油厂。

  在海相地层生油思想(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教授高桥纯一为代表)的指导下,日本人先后选择了三个点:南满的阜新煤矿区一带,满洲里的扎赉诺尔煤矿区,以及牡丹江上游森林地带开展普查,认为阜新一带靠海近可能有海相地层,为此还打了多口钻井找油。经过大量地质地球物理及钻探调查后,认为没有什么开采价值而放弃了。对大庆一带,“满铁调查部”认为“这个地方不存在生成石油的条件”而放弃去工作。显然,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有什么样的成油理论,就会指导什么样的找油工作部署。

谢家荣、黄汲清与李四光的油气勘察思路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地质专家一方面向苏联专家学习第二巴库地台区海相地层中发现大油田经验,一方面也从西方学到海相生油的理论,也强调要到海相地层区找构造油藏。到50年代未,这一时期包括翁文灏、黄汲清、谢家荣在内的一批中外学者,虽承认陆相石油的生成和聚集的存在,但还不是能证明具有较大规模的有机质堆积、转化、运移并形成较大型油气田的事实。陕北的陆相地层中更是“口口见油,口口不流”(因孔隙率、渗透率都太低)。因此,找油气的主要指导思想还是海相生油的理论。

  谢学锦先生在《发现》一文中谈到:“黄汲清先生后来曾明确提出说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根据了他的陆相生油理论。这是在他给邓小平的信和1994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的文字说明中都提到过的。”这样的说法“不够实事求是”。

  谢学锦谈到,在1955年决定将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列入普查委员会计划之前,黄汲清从未写过有关中国东部石油远景的文章,更未写过松辽平原石油远景的文章。“在1957年第三次石油普查会议上,黄先生的报告中提到陆相生油时,也只是说:‘1943年我们根据在新疆等地的工作结果提出陆相生油的重要性……但就整个世界来说,海相生油无疑还是占着绝对的重要地位。今后我们要继续注意陆相生油,但对海相生油更要注意。’‘海相优于陆相,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沉积盆地有海相沉积比无海相沉积好。’对松辽平原他也只是说,‘南部平原位于法库以南……可以存在第三纪海相地层。’他的这些话表明,他并没有用陆相生油理论去指导大庆油田的发现。”

  笔者认为这段论述大体是对的。笔者在苏联专家 A.A. 特拉菲穆克的谈话记录(李国玉等译,1998)中也看到一段记录,黄当时强调在阜新一带靠海近,可能有海相第三纪地层,强调要找海相油田;他与谢家荣具体部署松辽盆地的石油地质踏勘工作路线选的就是:从阜新——沈阳——沿第二松花江向南——吉林的哈达湾,而不是向北到松花江以北地区,显然,这一踏勘路线基本上是过去日本人的工作路线。事实证明,松辽盆地并不是第三纪海相地层,而是巨厚的陆相白垩系地层。

  再来看谢家荣先生当时是怎么样想的。

  《发现》一文还强调,用海相生油理论指导松辽盆地油气普查是“合乎逻辑常识的”。谢家荣先生认为:“尽管全世界油田海相生油为主,但陆相生油在中国的地质情况下亦应给重视。”但是,他又说:“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地质学家们设想的是,有可能在松辽平原找到世界上非常重要的海相第三纪的储油层。这是合乎逻辑常识的,因而是无可指责的。而鉴于当时已经发现的松辽平原下可能存在海相第三纪的事实,如果不去设想可能发现海相油田,而用陆相生油的理论去指导工作,那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它违反起码的逻辑。”即便谢学锦如此辩解,事实却是,谢家荣也没有指出松辽平原有发现“大油田”的看法和预测。

  谢学锦又强调:“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实事求是地来看一看大庆油田发现的全过程了,搞清楚在这条所谓的发现链(Discovery chain)上,哪些是关键的环节,哪些人起了关键的作用。”他认为是谢家荣和黄汲清“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闭幕之后,一道专门提出了松辽平原的石油地质踏勘项目,并坚持当年立即做部署工作。对松辽平原进行石油地质踏勘,是大庆油田发现链上最重要的环节。因为有了地质踏勘项目,才能在1956年将松辽平原正式列入全面进行石油普查的地区,进而有了1956和1957两年在整个松辽平原进行的大规模全面石油普查活动”。

  这里把上不上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当成了大庆油田发现的关键,显然有些夸大其词。第一,实际上石油地质踏勘是在阜新—沈阳等南满一带,没有到广大的江北地区。第二,在石油踏勘之前,物探队早就在松花江的南北开展了普查,特别是迅速在江北发现了大庆长垣的踪影,按照找构造油藏的指导思想,人们能放弃而不抓紧做工作吗?

  1959年春节,地质部、石油部领导和有关专家在何长工家聚会,共同商定在大庆长垣打第一口验证井——松基3井的位置后,康世恩副部长立即带队到大同镇(后来改为大庆)。这些决策中并没有黄、谢的参与,实际上他们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即离开了石油普查的指导岗位了,又如何来指挥石油勘探工作?

  谢学锦先生又说:“它(大庆油田)的发现与谁的独创理论都没有关系。倒是发现陆相地层中居然能有这种大油田的事实——这也是自然界和理论地质学家开的玩笑,不仅推动了在华北、山东、江汉等地区的找油工作,而且推动了石油地质学的理论研究。”

  这里,按照海相生油理论指导找油气,没有发现,后来却在陆相地层发现大油田,无法解释,于是又把这一大发现说成是“自然界和理论地质学家开的玩笑”。那么,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认识地质成矿理论的指导作用呢?难道找矿要靠“大自然”开玩笑吗?地质找矿的发现事例,有许多是有运气的成分,但总不能说大庆油田的发现是谢家荣先生海相生油论指导的胜利吧。

  与黄汲清、谢家荣不同,李四光完全没有“海相”与“陆相”生油的一套概念。

  在1954年3月燃料工业部召开的石油会议上李四光作报告,题目是《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的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报告会上,有苏联政府代表团和苏联石油专家代表团,以及众多中国专家在场,一开始,李四光就提出:“大家知道,我对大地构造是有些特殊的看法,因此我要求专家和同志们给我一些耐心。”

  当时李四光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协主席、中科院副院长,但在当时的“一边倒”学习苏联的学术环境中,主流还是海相生油理论,他不得不恳请与会者的“耐心“。李四光认为,第一要抓盆地内的沉积条件,和有无足够多的有机质存在。即如果盆地规模大,有好的沉积条件,保证有足够的有机质可能转化成石油,后期还能保存下来,则不论其是“海相地层”还是“陆相地层”都能有生成大油田的前提;第二个条件是构造条件,构造动力驱动流体流动与构造可提供油气藏的保存条件。随后他就国内各大盆地找油气前景作了分析,提出一些重点工作区。这一思想以后就成为地质部石油普查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向。确定了远景地区后,查明地下实际含油气情况则是关键性一步。这就需要大量勘查工程的投入。

  地质部1955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李四光致开幕词。会议确定先以准噶尔盆地、吐鲁番盆地、柴达木盆地、鄂尔多斯与六盘山、四川盆地和华北平原6个地区为重点,决定由东北地质局组织力量于1955年下半年开展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工作。物探局开展物探工作的时间是在1956年初,是地质部领导采纳了苏联物探专家关于物探转向大普查的建议,并按照李四光的“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指示调整的工作方向。在华北和东北平原开展地质调查工作之前,物探局组织力量首先开展了大规模的航空磁法和重力面积性调查以及多条重、磁、电、地震等的方法的综合大剖面调查,以查明平原下的深部构造。到1957年各盆地情况已有初步了解,为确定地质部油气战略东移奠定基础。显然,物探局工作方向的调整,是地质部的决策,不需要得到谢家荣和黄汲清二位先生的批准,他们只是普查委员会的“技术负责人之一”。

  日本人因受海相生油思想的束缚,面对陆相地层而失掉找油气的信心,放弃了工作;谢家荣强调以海相生油思想指导中国找油,认为“是合乎逻辑常识的”,但因为盆地内没有找到海相第三纪地层,油藏的发现成了“自然界和理论地质学家开的玩笑”;黄汲清开始强调海相生油思想指导,找到陆相大油田后,又说是按照他的陆相生油思想指导下获得的突破;而李四光则没有局限于既有的理论,强调要从具体的条件去分析,盆地大,有机质丰富会有大油田的,这一坚定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

  果然,大庆地区,在长期稳产5000万吨以后,还能不断获得找油气的新突破。如蔡希源进一步发现在三肇凹陷区内找到了大量油气,这是低位域的油气藏,而不是位于构造高点;赵文智等发现在陆相白垩纪地层底部的火山岩中的气藏,规模也可达1000亿~2000亿立方米等等,这都表明中国陆相盆地的油气资源是丰富的,但是油气藏存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需要人们不断地研究,去发现,去创新。

鄂尔多斯盆地油气勘察突破与李四光的油气勘察思想

  鄂尔多斯盆地油气勘察的突破再次论证了李四光的油气勘察思想的深远意义。

  1955年初,地质部门进入鄂尔多斯盆地开展找油工作。此前的5年中,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陕北地质大队已在盆地中的多处寻找油气,但没有什么收获。

  地质部专家详细研究了鄂尔多斯盆地的地质构造特点。黄汲清认为:鄂尔多斯地台本部虽然沉积相当厚,也毫无变质的现象,但是地层太平缓了,没有构造使石油集中。他依据“地台边缘凹地”理论认为,六盘山褶皱带为首要之找油对象。谢家荣则认为伊陕台地“地台边缘隆起带”的北缘乌兰格尔隆起一带有油砂,有可能是首要的找油突破点。

  于是,按照他们的意见,地质部633队到盆地西部六盘山,206队到北部的乌兰格尔隆起带开展石油普查,其中在六盘山地区还安排了中匈合作队(1958年初调到松辽盆地)。先后工作了14年,找油气始终没有较大进展。

  14年后的1969年,因找油气工作陷入僵局,地质石油队中的许多人极力主张撤离盆地。

  就在此时,进退两难的地质石油队想起了李四光老部长,委派孙肇才总工程师与两位工人师傅代表大队来北京向李四光部长作汇报和请示。

  1969年12月23日李四光听取他们工作汇报后,提出了明确的建议:“……总的说,这里存在着生油层是没有问题的,石油,肯定是有的……要重新回到陕甘宁盆地中去,陕甘宁盆地中间很值得搞,要接近它。”

  根据李四光的意见,地矿部领导决定地质石油队继续留在盆地内找油气,并在远离六盘山靠盆地中心的庆阳、华池一带打探索井,即华参1井、庆参1井,1970年8月试油分别为日产53立方米和623立方米,庆阳大油田被突破,随后组织了庆阳油气大会战,康世恩亲临督战,成果不断扩大,现在长庆油田已年产3000万吨油当量,中石油长庆油公司计划将在2015年建成“第二个大庆”。

  这是大庆经验的进一步升华。依据李四光的理论和指导,终于实现了在鄂尔多斯的成功,这不就是战略家吗?与大庆不同,鄂尔多斯盆地的中生代地层是陆相的,孔隙率与渗透率特别低,完全是岩性油气藏。

  中国地质条件和其他国家很不同,我们地块的上部是以陆相地层为主,而深部又以海相地层为主,构造较复杂,为了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中国科技界就得奋发图强,不断汲取前人的独立精神和创新思想,走一条自主的道路,加强理论和方法技术研究,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