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简介 旭月(北京)科技有限公司(http://xuyue.net),是2005年创立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始人许越先生,曾服务于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是现代“非损伤微测技术(NMT)”奠基人,动态分离子组学(imOmics)创始人,NMT产业化倡导者,美国扬格公司(http://youngerusa.com)现任总裁。 联系方式 电话:010-82622628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49-3号盈智大厦601 邮 编:100080......

《旭月东升》| “任性”的代价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7-03-16 16:46:25


作者简介:

许越,男,1967年生于北京。于1993年和2000年分别获得首都师范大学及美国麻省州立大学,植物生理学双硕士学位。2001年在美国创建基于NMT技术的美国扬格公司,次年运用NMT服务于设立在美国北卡州立大学的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空间植物学研究项目。2005年成立旭月(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在匡廷云院士、杨福愉院士和林克椿教授的帮助,以及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将非损伤微测技术引进中国大陆。


截至2016年,已帮助国内400多个科研单位及实验室,利用NMT实现了科研水平的跨越式发展。2014年带领旭月团队提出被誉为“第二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动态分离子组学(imOmics)”创新概念,同年成立旭月生物功能研究院。2015年推出世界领先的“自动化非损伤微测系统”,并倡导建立中关村NMT产业联盟,开启以水安全、个体化精准医疗、粮食安全等民生应用为代表的NMT产业化进程。



“任何科学上的重大进步都离不开技术上的突破!在我认识的年轻人中,许越是将这个真理实践得最透彻的一个!”

 

--- 匡廷云

中科院院士  

中国植物光合作用研究奠基人

 

“厚积薄发,许越在将(技术)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方面,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 杨福愉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生物膜研究第一人

 

“许越先生在多学科和多领域方面的出色造诣,是他能够成为NMT这样新技术的创造者和成功推广者的基础!”

 

--- 林克椿

北京大学教授


许越先生用非损伤微测技术在植物如何响应重力刺激的研究中,取得了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成果。他拥有的将高水平仪器开发与生物学研究高效结合的技能,是美国不可或缺的资源。

 --- Dr. Ronald R. Sederoff

美国科学院院士,北卡州立大学教授



许越先生在基础研究和仪器开发领域展现出的跨多学科综合能力令人惊叹,我认为至少顶我10个博士研究生。

--- Dr. David Marshall Porterfield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空间生命和物理科学司司长

美国普渡大学教授



“许越成为现代非损伤微测技术的创始人之一绝非偶然,因为只有能够将生命科学研究大趋势与多学科领域技术优势相结合,才能够创造出具有顽强生命力,而且能够带来重大理论突破和生产实践应用的崭新技术!”

--- 高荣孚

国务院参事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许越可不像您可以随意从果树上摘下来的一个苹果那样容易,他是世上难觅的拥有独特专长的人。

--- Dr. Nina Strömgren Allen

国际著名植物细胞显微专家,北卡州立大学教授

 


在生物电流(NMT)领域,许越先生为NCSU和美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 David Price, 美国民主党众议员

原美国国会科学预算委员会成员

第二章

“任性”的代价


“There's no free lunch in this world!”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在最初到美国的几个月里,时常有美国人善意地、反复地在我的耳边重复这句话。开始我对这句话很不以为然,心想“这不是废话吗?!吃饭当然是要掏钱的。”然而,半年后我开始逐步理解了它在美国的真正含义。


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1991~1993),由于我的导师邱泽生教授,有国家委派的访问学者任务,相当一段时间不在国内。所以在他给我定了大的研究方向后,我在科研方面享受到别的学生鲜有的“自由”。在赵微平教授和匡廷云研究员的帮助下,我利用自已在电子和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根据导师给的课题和国际前沿的文献介绍,把当时生物系能够找到的最先进的显微镜、电生理放大器、分光光度计、控温装置等等,通通搬到一起,然后自己编程通过计算机把这些设备数字化地整合成一个系统。

正是因为这番“自由”的创作,不仅让我顺利地拿到了国内硕士学位,而且获得了我导师的赏识,并推荐我到UMass/Amherst(麻省州立大学)的Peter Hepler教授实验室去读博深造。这个实验室也是我导师曾做过访问学者的地方。

来美国前,在我导师的安排下,Peter教授和我在北京有过一段独处交流的时间。因此他对刚到美国的我也给予了一些额外的关照。我下飞机后不久,Peter就请我到他家里做客,并招待我吃了一顿丰盛的美式晚餐。次日他还亲自领着我到生物系的图书馆转了转,并介绍我认识了实验室的其他成员。

Peter Hepler教授是世界著名的植物钙信号研究专家。他的实验室的学生和学者来自世界各地,当时有来自荷兰、葡萄牙、澳大利亚、英国和墨西哥几个国家。大家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都非常友好。

尤其是来自澳大利亚的Terena和荷兰的Aline对我的生活十分关心,早就提醒我学校食堂的伙食可能不太好。但是我从Peter招待的晚餐来看,我觉得美国饭还是可以的嘛,所以就决定在学校食堂解决吃饭问题。这后来证明是我的第一个误读,也是以后一系列误读的开始,并成为我从一个梦幻般的开局向残酷现实转变的开始。

因为我有教学工作,所以Peter没有让我多选专业课。他常给我文献,让我在Lab Meeting(实验室例会)上与大家分享自己对文章的个人见解。对于Peter这样的安排,我又误读是他想让我发挥国内的那种“自由”研究方式,在科研领域尽快有所作为。

我在国内读研究生时,至少在我们师范院校,读研究生是有生活津贴的。加上当时我妻子已经毕业,有了工作,双方的家又都在北京,生活上是没有问题的。我自己的导师在国外做访问学者,不在身边盯着,所以学习和工作就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安排了。

我想如今到了美国,在这个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自由度最多的国家,我还不就更可以由着自己的兴趣和方式来做了吗?!因为我没有忘记我来美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学习并掌握一些最先进的技术,为日后能有更好的发展。于是我一头扎进图书馆,任凭我的思绪如脱缰的野马,在知识和技术的海洋里遨游。

几个月后,我向Peter提出了将当时比较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我出国前在中科院植物所基因中心工作过一段时间,因此对当时的分子生物学发展有所了解)和他实验室的显微操作优势相互结合的一个研究构想,并提出以此作为我日后的主攻方向。因为我坚信Peter实验室的显微操作技术已经发展到当时技术的极限,必须和其它技术相结合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当时Peter没有同意我的动议。这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第一次误读或者是在研究方向上的冲突。

大约两三年后,美国有一个实验室发表了一篇和我的构想几乎一样的文章,事实证明我的思路是可以实现的。

但我显然忘记了一点,Peter是我的老板,是他在付我薪水,说白了我先得给他打好工,才能在美国生存。尽管多年以后,当我少了些莽撞和意气用事,懂得了圆融和妥协,我肯定不会做出下面的决定,在生活上也会少吃些苦头。

我利用美国研究生可以在第二学期做Lab Rotation(研究生实验室轮流学习)的机会,提出要转到另外一个分子生物学技术较好的实验室,以便继续追求自己的“自由”理想。

离开Peter实验室后,自然也就没有了经济上的保障,尤其是在第一个暑假期间。因为我拿的是助教奖学金,暑假期间是没有薪水的。而此时我太太已来到我身边,她还没有找到工作,眼看已经到了5月底,这6,7,8三个月我们将靠什么来生活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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