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光谱分析史实

　　 现在回忆录及“传”很多，但普遍有个缺点——当事人不在了。例如“钱学森传”有两个版本，作者不同可以理解，但都是在钱学森去世后才出版，此时的真实性就不是没有一点问题——作者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有明显的倾向性。真实性有问题，“传”的价值就大大折扣。

　　 今天我介绍一段“史实”，当事人都在，包括核工业部北京第五研究所分析室董和王两位主任及有的研究所所长仍健在。不幸的是，研究所技术副所长，小居里夫人学生，钱三强法国留学同学，兼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杨承宗先生今年四月100周岁过后去世了。

　　 一.史实

　　 事情是这样的：1963年我南京大学化学系分析化学专业毕业，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是王之珏。王老师是50年代末到捷克留学，读副博士学位。同时留学的有汪尔康，生态所严辉宇，中山大学张展霞，北京五所殷晋尧（我同事）。我1963年9月分配到核工业部北京第五研究所（铀矿冶研究所，任务：从铀矿石提取到制成铀成品）光谱分析组。该组人员，仪器设备都相当强，在当时北京可能是顶级。仅复旦大学1958年物理系毕业生就有3人。主要攻克铀的质量分析：铀中杂质的光谱分析，核心是铀中0.01ppm钆，钐，铕和镝的分析。因为如果这四种稀土元素含量过高，则会吸收中子能力过强，原子弹无法爆炸。铀中单个稀土的光谱分析是核工业一号难题。当时该课题交给国内很多单位同时攻关（政治任务），包括清华大学副校长滕藤。我所核工业部当然希望自己能解决这难题，因此，401所（即原子能研究所）从长春应化所引进了光谱专家顾国英（女）。我们北京五所，除了抽调精兵强将单独成立稀土分析组外，经核工业部同意，决定调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光谱专家黄本立同志到我们光谱组。所以，我刚到北京五所光谱组，就知道黄本立同志在1963年年底前到我所报到， 任光谱组组长，也知道他是我国知名光谱分析专家。

　　 但是，1963年年底，真正从长春应化所调来的却是张睿。因为张睿曾主编《光谱分析》一书，且通过了核工业部“政审”，爱人程建华也是搞光谱的，是《稀土元素光谱谱线图》一书主要作者之一。所以，未能有幸与黄本立先生成为同事。老实本份的张睿并不幸运：因为要攻克铀中微量杂质的疑难分析，必须化学分离，如果像张睿学物理的，不熟悉化学分离则寸步难行。例如，按当时苏联光谱仪和德国蔡司光谱仪Q—24的灵敏度，必须取样6.0克才能测定其中0.01微克稀土，张睿由于不懂化学而被边缘化。核工业部当时很现实，也很明确：攻关就是解决实际问题，即解决实际核科学的分析难题是硬道理，而不在于你是什么知名专家。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另一专家来五所，如果他不会化学分离，特别是离子交换分离，他将面临什么处境。当时的环境可以说是“势利”的。顺便说，当时核工业部领导可不会让你另起炉灶搞什么“前瞻性研究”，即使经费极为充足。当然后来张睿与评院士一点不沾边，很早就到美国女儿那里，从我国分析化学学术界消失了。一次与南开大学长江学者严秀平教授闲谈，秀平教授说：“我当时曾想考张睿先生的研究生...”，可见张睿在光谱领域是有一定地位的。他倒霉的是被核工业部调到了难于施展其才能的核工业部北京五所！相比之下，别人因没有调到北京五所就幸运多了，还评上了院士。

　　 二 .陈国珍

　　 陈国珍命运与张睿相似，只是他从厦门大学（副校长兼化学系系主任）调到核工业部，不是搞科研，而是任核工业部分析化学总工程师。但他是我国化学分析鼎级专家，著有知名的《分光光度分析》一书。他不调到核工业部，肯定是院士，因为他是我国资深（比黄本立资深）影响很大的分析化学家。

　　 三.说明

　　 （1）对上述“史实”我承担真实性责任。当事人都健在。

　　 （2）铀中钆，钐，铕和镝的光谱分析（取样6.0克），我世界首创（请文献核对）“超负载小型阳离子交换分离—溶液干渣光谱法”历时三年，在1969年攻克了。

　　 所谓我文献首创的新词“超负载分离”，是指在只能吸附1.0克铀的小型阳离子交换柱，强行使6.0克铀（阳离子）通过柱，此时由于小型离子交换柱吸附容量（1.0克）有限，5.0克铀在样品过柱这一步就被分离了。然后再使1.0克铀与0.0n微克稀土在小型阳离子交换柱上设法分离，最后得到纯的0.0n微克稀土。从此，核工业一号难题攻克。CA和AA表明，至今仍是最佳方法：（A）不用一滴有机溶剂；（B）放射性铀绝对不会出现在小型阳离子交换柱外或烧杯外，极为（放射性）安全；（C）整个分离，溶液不超过100毫升。

　　 （3）从此，我在核工业部，确立了铀的离子交换分离的学术地位，时年不到30岁。以后确立了我在国内及世界离子交换原创及应用的学术地位（请核对文献）。

　　 祝愿黄本立先生健康长寿！

 注：2011年12月29日下午5时写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