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亚风：我们落后了三十年

　　2009年夏天，在长沙举行的第17届全国色谱学术会暨仪器展览会上，关亚风整理了他的44项专利，做成一个小册子，穿梭在各大仪器厂商之中，四处散发。这些都是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多年的心血。用关亚风的话来说，这是拿中国纳税人的钱做出来的仪器，应该让中国企业受益。

　　然而几天过去了，问津者寥寥。

　　“效果不是很好。”关亚风说道，“有人建议我们把这个信息放到网上去，或许有用。”

　　7月16日，各大仪器网站都刊登或转载了这一消息。在众多厂商产品的信息当中，这则来自科研人员的消息显得非常单薄，如同在满街穿着花花绿绿的人群当中，突然出现一个着短裤短衣奔跑着的阿甘。

　　又两个星期过去了，关亚风收到了几个国内外厂家的回复。相比之下，国外厂家的回复明显更具实质性。

　　来自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关亚风是博士生导师，是研究室主任，也是中国仪器分析学会的副理事长。

　　1989年，关亚风从欧洲回了国，从1992年开始作仪器分析技术的研发。和别的同行不一样的是，他不仅作分析方法，还自己动手捣鼓仪器，一边做，一边卖。

　　最初的时候，关亚风卖仪器，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给科研找钱。

　　1996年初，关亚风就卖出了他的第一台仪器，客户是抚顺石油三厂，用来测炼厂气。那个时候大家都穷，买一台寻常测炼厂气的商业仪器就要40万~60万元人民币。关亚风自己设计了一台不需要消耗品的色谱仪给抚顺石油三厂，卖了几万元。

　　没想到，这台不用消耗品的仪器安安稳稳地用了10年。

　　后来，关亚风从科技部拿到钱，开始研发微型色谱。

　　1998年，四川电力科学研究院打算采购测量高纯六氟化硫气体中杂质的检测仪。关亚风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卖他的微型色谱。四川电科院的相关领导来实验室看仪器，在屋里转了一圈，愣没发现色谱仪在哪儿。关亚风做的微型色谱太小了，习惯看大色谱仪器的领导一时没转过念头来。在与惠普的HP5890气相色谱仪对比验收的时候，关亚风做的微型色谱在灵敏度和重复性上都优于竞争对手，成功卖了出去。

　　微型气相色谱从1992年开始研发，到2002年成型。关亚风算了算，这个仪器技术如果转让的话至少应该值600万元人民币。国内民营企业来与关亚风谈仪器技术转让，听到这个价钱就跟他说，这样吧，600万我们不能给，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个人100万。

　　在2002年，100万是好大一笔钱，可以在大连买三套120平方米的房子。

　　关亚风没答应，这不是技术产业化的合理方法。钱拿过来是要用来给课题组作科研的，为的是形成科研——产业化的良性循环。

　　但是，不买技术只挖人的方式在国内仪器产业中却很盛行。最初一批民营仪器企业是从国有企业来的。他们拿技术的时候没有花钱，也不习惯去买技术。如果发现了一个好的技术，就通过高薪把懂技术的人员给挖过来，然后获得技术。

　　在和这些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有很多让关亚风哭笑不得的经历。

　　比如，有个民营企业家跟关亚风谈合作，建议到：我们先不谈钱的事情，先共同把商品样机做出来送给客户用，如果客户说好，我们再考虑怎么分钱，怎么样?

　　关亚风摇了摇头，觉得很可笑，技术都给你了，我还怎么谈?怎么能这样技术合作?

　　没有原创性的工作，中国企业永远不可能在中高端仪器上赶上发达国家的企业。杀鸡取卵、过河拆桥的研发经营模式害了整个产业。

　　在中高端仪器的生产研发上，中国落后发达国家25~30年。拼不过中高端仪器，我们的企业只好在低端仪器市场上折腾，吃点剩菜剩饭。

　　科学家们从国家那里拿到纳税人的钱做课题，一转手，大笔的钱就到了发达国家的仪器厂商手里。一台基本的气相色谱要20万~40万元，一台测微量无机元素的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系统要120万~200万元。花这么多钱去买，却没有人愿意投入科学仪器的研发。与这些处于垄断地位的仪器大厂商相比，低端市场竞争激烈，国内企业好不容易可以仪器出口了，在价格上往往只能是“赔钱赚吆喝”。

　　在整个行业大规模溃败的时候，国内仪器科学家和企业联手，也取得了一些零星的胜利。

　　在2008年国家质检总局招标目录里，北京吉天公司的APLE-2000加速溶剂萃取仪成功中标，把戴安ASE200加速溶剂萃取仪挤了出去。这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头一回本土企业头一回在中高端仪器类大型招标活动中胜过了外国企业，而且被挤出去的戴安ASE200还是这个领域的王牌，美国环保署和食品药品管理署的标准里面指定的是用它。

　　戴安的仪器大概是6万~8万美元一台，折合40万~60万元人民币。而关亚风和吉天公司合作的产品，价钱只是戴安等同类产品的一半。

　　APLE-2000可不是ASE200的“山寨版”。关亚风在这个仪器里用的完全是自己开发的技术。

　　这是关亚风很得意的一个战绩，堪称科学家和仪器公司在技术和商业上的一次完美合作。这个产品的难点在于高温高压下萃取池的反复密封问题。美国人用的密封材料是军用品，不对中国出口。关亚风的团队花了两年工夫，采用全新的密封结构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吉天公司参与进来，双方合作做样机，在制作样机的过程中，不断有问题被发现，又不断地被双方所解决。

　　今年初，吉天公司正式开始卖加速溶剂萃取仪。每卖出一台仪器，课题组就能得到一定的分成。

　　2007年，在北京分析测试展览会上，戴安的产品经理在两天半的时间里去了十趟APLE-2000的展台。“随便看，随便拆。”关亚风笑着说，“他找不到任何侵犯他知识产权的地方。”

　　关亚风现在有9名学生，到了9月，就要增加到12名。

　　“希望能在退休之前给这个领域留下一个团队。”关亚风说。除了培养本土的人才，关亚风还分别从加拿大和美国引进了两个人，一个做质谱，一个做阵列传感器。

　　“其中一个今天正好答辩，我一会儿得打个电话问问，所里给他们什么待遇了。”关亚风提到他招募的人才的时候特别开心，但是也有些担心，“国内的产学研大环境比不上国外的，希望他们能一直呆下去”。

　　除了做成功的仪器，关亚风最得意的就是他的弟子们。说起这些弟子们的去向，他一个个地如数家珍，有好几个已经在高校和中科院做教授和研究员了，还有的过关斩将去了进出口检验检疫局，去了外企……“他们找的工作都很好，很多人收入比我高多了，我很高兴。”关亚风说话的时候，脸上是欣慰的笑容。

　　与现在的就业难相比，关亚风的弟子们都不愁出路。据说有个企业家对关亚风说，你们搞仪器的都是“稀有动物”，要招到一个很难。

　　四川的一个高校曾经向他要博士，说年薪给10万。关亚风很诧异，问到：你们的薪水一般都不高，正教授才6万一年，怎么可能给到10万。高校的人回答道，这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特批的，就要仪器分析专业的博士。

　　但是关亚风就这么几个学生，并没有合适的人选给他。

　　尽管学生好就业，关亚风依然发愁学生的事。现在愿意学怎么用仪器的人很多，但是愿意去开发仪器的学生越来越少了。

　　搞仪器研发，比一般的科研工作要苦，首先就是知识面的问题。仪器研发人员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至少一个单纯学化学的人搞不定。另外，有社会认可度的问题。

　　关亚风能搞仪器，这和他与别人不一样的成长历程有关。

　　他从小的业余爱好就是折腾电子设备，什么晶体管收音机之类的。在上大学之前，还做过钳工。上大学后也不断在学，大学里学的电子科目，一直都是满分。这些经历使得关亚风对电子、机械都懂一些，一个人就可以把仪器做出来。

　　现在的学生，已经很少能既懂得化学，又懂得机械和电子了。

　　这种现状迫使关亚风的学生，凡是搞仪器的都到了国外的公司。因为国外的公司有一个完整的仪器研发队伍，只有在这个队伍里面，他们才能发挥最好的作用。

　　在科学界有一个误解，以为能卖钱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技术，只有用SCI文章发表出来的才是重要的东西。而事实上，我们用钱买了很多仪器，但是却买不到技术。

　　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评估体制，非常不适合作仪器开发的人。

　　我们在这个领域落后发达国家太多了，搞仪器的几乎发不了影响因子高的文章，发不了好的文章就升不了职称，就得不到好的待遇。仪器研发人员或许拥有很多专利，但这在科学界都只被作为一个评估的软指标。在研究所里面，不管学生拥有多少专利，都只能算一篇文章。

　　如果把科研比做战争，那么我们拥有很多可以发SCI的“纸上谈兵”者，而真正能造“武器”的仪器技术专家则太少。现在的情况正如歌中唱到的那样，“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只是这一次，“敌人”造出来的“枪炮”，都是我们花大价钱买回来的。

　　和计算机产业不同，分析仪器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行当。它的市场不大，但是它的间接影响却不容忽视。所谓战士不能没有枪，科学家也不能没有科研仪器。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会给予仪器公司一定程度的补助。

　　在有些时候，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回来我们要的“武器”。

　　现在，关亚风正在参与重大研究计划“植物激素作用的分子机理”，负责植物激素的成分分析和超微定量检测，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方法的问题，还必须通过技术手段把各种仪器给整合到一起。“以前这种样品都是送到日本去测的，但是对方不一定会给你测，即使给你测了，也要做共同第一作者。”关亚风说道，“花钱都不给你测。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下，我们才开始重视发展自己的分析仪器。”

　　圈里人都知道关亚风能做仪器，能做出真正有用的仪器。于是，很多人开始拉关亚风一起做课题，这让他有点招架不住了。但是，一个大的项目，真正能到做仪器的人手里的钱，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即使拿到课题了，有时候也让人很难办。

　　有些课题，不仅仅要求能做出仪器，还要求实现多少产值。“这不现实，要求科学家去做出多少产值来，那还要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家干什么。几年的工夫就要实现多少产值，这不是逼人造假吗?”关亚风对此很不满，“科学家去发明出一个能用的东西来，工程技术人员去把它做成商品，企业家再把它市场化，每个人都有自己在价值链上的位置，这样社会才能以最佳的模式发展。”

　　其实中国不缺钱，也不缺聪明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我们需要的就是一块合适的土壤和一个能把这些资源整合到一起的好的管理体系。我们还在犹豫怎么去追赶，国外的仪器公司却在加紧前进的脚步。

　　关亚风曾经在网上公布了两则他的仪器研发进展，很快有在外企的学生打电话来恭喜他，说在公司的全球信息网络上看到他的消息。关亚风很诧异，说，我发的都是中文的，你们怎么看到了。学生回答说，公司有人在关注他的信息，一有新的进展，就会被翻译成英文，然后放到公司的信息网络上去。

　　“我拿中国纳税人的钱做出来的仪器技术，要首先让中国企业受益。”关亚风有些遗憾地补充道，“但是技术在折旧，实在没有人要，只好卖给国外的公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