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0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欧博文(Kevin
O’Brien)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作“中国研究到底能给社会科学带来什么”的学术讲座。本人在演讲结束后做了总结性点评。整理成文时做了加工。
欧博文教授今天讲演的主题，是如何使中国政治研究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课题。我本人也多年思考这个问题，在不同场合谈过这个话题。研究中国政治，不仅是就事论事，也不限于拿出药方式的对策和方案，还要提炼出理论，从而为一般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作出独有的贡献。我们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有着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传统，中国的经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应该对人类社会科学作出独有的贡献。
目前，我们的理论基本上是西方人创造的。首先要肯定，其中大部分理论、概念和方法具有普世性特征，没有国界之分，虽然它产生于西方，但在中国也能够适用。但是，当我们使用西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时，的确有时会出现不适应的问题。欧博文教授在美国受到教育，熟悉美国的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当他来到中国进行研究时，发现许多概念是用不上的，必须创造一套新的概念才行。比如，“抗争”的概念，在西方就是双方对抗，是A对B，但在中国却涉及三方，A联合对方的B与C抗争，所以他创造了“合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概念来进行中国民间抗争行为的研究。他从自己的的研究经历中总结出一些问题，很有价值。包括在访谈中如何提问，提问的角度和问题的设计等。一些来自西方政治学的概念不适合中国或为中国人所不理解，如何创造新的概念来与中国人沟通和概括中国的现象等。
我虽然不搞实证研究，但经常面对西方学者拿来调查中国问题的问卷摇头。我会说，这个问题不能这样问，这样问出来的结果没有价值，或是一种误导。因为中国民众对这个问题有特定的理解，与你们西方学者的理解是不同的。你问中国公众：中国要不要搞民主，多数人回答，要。然后你得出结论，中国80%或
90%的人都要求民主。可这80%或90%的人所要的民主不是你所理解的民主。你用你理解的民主概念问他，然后再把问出来的结果转译为你们理解的民主，结果就是差之千里。所以，西方学者用所谓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结果可能会使人哭笑不得。比如一位鼎鼎大名的政治文化专家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人的信任度远超过美国。我说，他的方法再科学，我也不信。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确需要认真对待中国社会科学摆脱对西方学术的依附实现自主性的问题。
大家可以想想，西方经历了一次法国大革命，他们在理论上总结出多少东西?经历了十几年的纳粹主义，他们发展出多少深刻的理论，包括对人性的研究都进一步深化了。可是，我们经历了文革，经历过反右和大跃进，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饿荒，包括这30年的改革开放，那一个不是独一无二的?可惜的是，我们仅仅是经历了，白白地经历了，却没有提升出理论，没有留下理论的遗产。
目前流行的作为社会科学基础的历史理论来自西方，主要以西方的历史为依据。其实，西方历史并非典型的过程，中国的历史才是最典型的过程，这意思是说，它是自然的发展，没有经历重大的灾变，外部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中国处在东亚的一个角落里，较少受外部因素影响。所以，中国历史才是最典型的发展过程。总结人类历史规律，如果历史真的有规律的话，不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发展，那理论一定是有缺陷的。可是，我们知道，大多创造了有影响的历史理论的学者或思想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都是很不充分的。你看看黑格尔、马克思的著作，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怎样?你看马克斯?韦伯，号称大家，研究比较宗教学，视野非常开阔，但谈到中国就比较单薄。他对中国的研究是很有限的。还有汤因比这样西方史学界的头面人物也是如此。西方许多大学者谈到中国心里就没底了。这类大学者一般都懂多种语言，但几乎都不懂中文。罗素就曾表示，不懂中文，是他的一大遗憾。不懂中文，对中国的研究就是不到家的。
再看我们熟悉的政治发展理论，它研究的是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但它也是西方人创造的。是西方人研究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你们可以看，从50年代到80年代，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对象是亚洲、非洲和拉美的政治发展，但他们的著作很少涉及中国。经常地，世界范围的统计数字、表格，独缺少中国。那时中国是政治研究的一个黑箱，西方研究者进入不了中国，拿不到签证，只能从外面偷窥一点。像白鲁恂这样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学者，只能在香港找大陆逃出去的难民访谈，从中了解中国政治的蛛丝马迹。
面对这种情况，很多中国学者心有不甘。近些年，中国学术本土化的呼声不断高涨，但当我们认真审视一下那些唱本土化高调的学者的成果，不能不表示失望。有的不过是故意标新立异，并没有实质性的创新;有的本土化其实是理论的一种退化，本土化的努力产生的是一种低挡次的、拙劣的成果;有的甚至只是抄袭西方的(当然是隐蔽地抄袭)某一理论以表示与西方另一种理论决裂。这种本土化的呼声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主义情绪支配的，不是学术研究正常发展进程带来的，不是我们的理论发展到了这一步，需要也有能力进行自己的创新。有的仅仅是为了与西方不同，但又创造不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有的仅仅是为了给自己贴上一个中国的标签而已。
西方的理论不适合中国的问题，也不是像一些人想的那么简单。有几种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对待。
一种是西方理论完全是西方的经验，或中国以外的经验提炼的，无法运用于中国。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像欧博文教授所说的，应该抛弃西方的理论或相应的概念，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概念和理论。不能削足适履。
第二种情况是，中国的现实比较落后，承载着西方现代化内涵的概念或理论与中国的现实有差距。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将中国现实合理化，而抛弃具有现代化意蕴代表着中国发展方向或趋势的概念。中国是转型社会，今天不适合的，不等于明于不适合。我们的政治现代化努力，就是要推动中国现实的进步，以趋近于那个概念。
第三种情况是，中国一般民众的政治意识水平还较低。如果你调查中国人的民主意识，会发现许多中国人以一种臣民观念来理解民主，但我们不应将这种情况合理化，也不能认定中国人永远会如此，并由此得出结论，西方舶来的民主概念不适合中国。如果你问他对宪政的态度，他可能根本不知宪政为何物，说不定还理解为县政府呢。我们的启蒙工作，公民教育，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提升民众政治意识的水平。像刚才欧博文教授向我们展示的他书中的图片所显示的，农民在墙上刻着：“我们是公民，还我们公民权，我们不是农力，更不是奴力(原文如此)”，这就表现出一部分农民有了点儿公民意识。我们要做的，就是使这种公民意识更清晰、更充实、更彻底。
刚才欧博文教授讲到他调查时的发现。农民讲什么中央是蓝天，但他们却被洪水淹了。今天农民不知道为什么被洪水淹了，但随着他们政治意识的进步，他们终究会知道的。如果调查到农民的意识，依此为中国政治辩护，为“蓝天”辩护，那岂不是也坠入了农民意识的层面上?
曾经有一个美国学者来我们这里讲学，也是搞实证研究的。听了他的讲座后我说，你调查的民意，其实是在调查我们宣传部门工作的效果。我们宣传工作部门要有意识地进行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要在民众中形成一种意识，树立某种观念，你调查的结果证明，多大百分比的民众持有这种观念。你的调查证明了，他们的工作很成功。但如果你从中推出，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如此，且永远会如此，那就错了，中国人的观念可以不如此。
第四种情况是，由于我们长期强大的宣传教育的作用，制造了大量的理论上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认可这种混乱，而是要澄清，要做大量的理论工作，把一些问题说明白。
像欧博文教授提到的一个事例，他问人大代表，你代表国家利益还是选民利益，他说，我都代表。因为我们的宣传告诉人们，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政府利益、政党利益是一致的，这种宣传就成了这位人大代表的意识。你如果仅仅要了解他的政治意识水平，你当然可以这样问，但如果你想了解他如何理解和履行自己的代表职责的，你应该将问题具体化，比如你可以问一个辽宁的代表，为了北京奥运期间的蓝天，辽宁的一些工厂停工了，你作为辽宁代表，支持还是反对这样做?我春节期间回家，路过河北的一个山区，山上立着一个大牌子：“将风沙挡在河北，还北京碧水蓝天”。(笑声)这大概是号召大家植树造林，保护环境，但目的是为北京。大家觉得好笑，可当地的农民不会觉得好笑，立这个牌子的当地政府官员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
要承认，到现在为此，我们的理论创造水平还很低，在社会科学领域，在一些细节上的创新我们能够做到，但基本理论的创新、方法论上的重大创新，对我们似乎还是未来的事情。我们有一个默默无闻的邻国尼泊尔有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国民幸福总值”(GNH)概念。我觉得这是一项创新，是立足于东方佛教文化的创新。我们提出来的各种理论，还没有一项能与之相比。很多人热衷于概括所谓成功的“中国模式”，我想，他们是在拿自己的声誉作赌注。
我们需要创新，需要学术的自主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排斥西方的理论。相反，我们还需要虚心学习西方的理论，不是照搬照抄，不是机械地运用或拙劣地模仿，更不是故弄玄虚，卖弄和唬人，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基本的理论素养，有了这种素养，然后脚踏实地地观察、研究中国的现实，从中国的现实经验中提炼出理论，丰富发展社会科学和政治学。这不应该是一个人为的拔苗助长的过程，而是中国的政治研究进步的自然结果。超越西方的前提在于，我们已经达到西方的水平。如果还落后于西方，侈谈超越就是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