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坚硬”的主权

　　气候谈判已经替代了世界贸易谈判，成为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平衡自己与其他国家、全球利益的舞台。主权国家再次获得了新生的机会。这无疑是对“民族国家终结论”、“主权终结论”的最大讽刺。即便是对全球化鼓吹最起劲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气候问题反而变得极其保守，不愿意在减排比例和承担国际义务方面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捍卫国家利益成为其在气候谈判过程中坚持的基本立场。

　　更有意思的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各国在气候谈判过程中极尽合众连横之术，纷纷寻找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统一立场，以在谈判中获得更大的优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个已经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划分标准正在被悄悄地修改。在以77国集团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成功地达成战略联盟之后，发达国家再次表现出熟谙现代外交手腕的能力，通过细化分类的方法，力图将发展中国家内部割裂出更多的集团，削弱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谈判能力。

　　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以海湾国家为代表的产油国家，部分极端贫困的非洲国家以及在全球气候变化中受影响最大的小岛屿国家等，按照发达国家的科学标准被区分来看。由于这些国家群体在气候变化中受影响的领域和程度不同，所以在气候谈判中很容易产生不同的看法，这自然会为发达国家所利用，以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尤其是对于后三个国家群体，它们极尽拉拢之能。产油国家与发达国家有着长期的贸易联系，并且直接受到节约能源的新技术以及清洁能源、生物能源的冲击。极端贫困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又长期接受发达国家的援助，对于后者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如果这三个国家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那么很可能动摇整个发展中国家集团。

　　这三个国家群体现在最需要做的是，衡量提高自身经济发展能力与接受发达国家援助或保持密切联系之间的关系。从长期来看，只有自身能力的提高，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随着更多新兴国家加入到国际援助和国际经济活动中，那么对于发达国家的单一依赖也会减轻。经济的依附不应该成为气候依附的前提。

　　实际上，即便是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美国与欧洲各国在资源禀赋、经济结构、消费习惯、政府行为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消费习惯更是被欧洲人诟病。欧洲各国好在有了协调能力不断提高的欧盟，才能够在国际问题上统一立场。但是其内部依然有多种声音。姑且不论英法德等几个西欧大国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新加盟的东欧国家似乎在这次气候谈判中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对它们来说，经济增长与减排的矛盾一如新兴国家那样突出。

　　与此前的贸易谈判不同，气候变化谈判涉及的群体更加广泛，因此也会有更多的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参与到谈判的过程中。因此，哥本哈根将不仅是193 个国家政府代表团的舞台，也会是活跃的全球公民社会展现自己的舞台。环境运动是全球公民社会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在过去几十年里，环境议题一直是一个关乎社会正义和全球正义的热点话题。但是当国家利益牵涉其中的时候，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即便是所谓的草根组织，也容易站到本国政府的立场上。因为，在这个时候，社会正义找到了国家这个具体的制度载体。可以想象的是，在气候谈判过程中，公民社会组织的国家属性将得到充分展示，其国家认同也会得到强化，这无疑也是公民社会组织的“民族主义化”。

　　气候是全球的，人是有国别的。而国家又是维护和实现个人利益，尤其是普通人利益的基本制度单位。所以，全球化的气候中，主权更“强硬”了，但这是考量全球利益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