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璡，分析化学家、教育家。是我国近代分析化学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毕生致力于理科和师范大学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培育了中国几代科学技术人才。他还长期从事化学史的研究工作，是用分析实验结果为依据并与历史考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化学史的开拓者之一。
王璡，字季梁，祖籍浙江省黄岩县。1888年1月7日出生于福建闽侯县(今福州市)。1906年他在北京京师译学馆学习英语，1908年被录取为第一届庚款留学生，1909年赴美国学习。先在宾夕法尼亚州科兴学院(Cohen
Academy)学习中学课程，1911年转入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学习，1915年毕业，获化学工程学士学位。当年回国，初在湖南长沙高等工业学校任教，接着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为东南大学)任教，创建理学院及化学系。他为推动在大学中开设理化课程，培养我国自己的理科大学生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又在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化学工程系。该系对我国化学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科研工作的开展，影响深远。1928年到1934年间，王璡应蔡元培的邀聘，为中央研究院创建化学研究所，并任所长。他结合我国当时科技发展的需要，组建了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中药、纤维素、油脂涂料、陶瓷玻璃等研究小组。这对当时沪宁一带化学工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也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及硅酸盐研究所奠定了基础。1934年至1936年，王璡应美国著名化学家柯蜀夫(I.M.kolthoff)教授的邀请再次出国，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任访问研究员，同时攻读硕士学位。193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在回国途中赴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有关大学与研究机构考察访问。
1936年王璡回国后，曾应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任该校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次年又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转至浙江大学任教。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随全校师生西迁。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王璡为浙江大学创立了师范学院，为培养我国优秀中学教师，做出了贡献。他前后担任过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理学院代理院长和代理校长等职，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期间，他还被聘为部聘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进行院系调整。1952年王璡到浙江师范学院执教，1956年被定为一级教授。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改为杭州大学，他一直在该校工作，直至逝世。
1957年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会议，王璡被增选为特邀全国政协委员，接着连任第三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1966年连任浙江省第一届政协常委和第二、三届政协副主席。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杭州分社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璡悉心钻研我国历史，喜爱诗词，精通英语，兼通德语、俄语。除在分析化学和化学史等方面有很深造诣外，对矿物学、结晶学、真菌学、植物学与考古学等都有一定成就。因此，50余年来，他不仅是近代分析化学和化学史的开创者和传授者，还讲授过高等分析、微量分析、近代分析化学选论、工业化学、物理化学、无机化学、矿物学等课程。每开一门课，他都自编教材。教材中不仅有新材料、新观点、世界上最新科学成就，还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编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几十万字的化学史和分析化学讲义，是他几十年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的结晶。早年，他与北京大学分析化学教研组合译了苏联学者阿列克塞夫(E.B.Алексеевскнй)主编的《定量分析》上册，于1953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统一高等师范院校分析化学教材，他还受高等教育部的委托，主编了《分析化学》上、下册(含实验教材》，此书于1958年出版。
王璡对教学工作极为认真负责。在讲授物理化学期间，亲自运算每一道习题。在教学中，他一贯对基础理论课和实验课并重，对实验要求认真严格。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授定性分析、定量分析、高等分析化学课程期间，曾在艰苦环境下，经过6年努力，使实验设备和课程初具规模。在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化学系处在偏僻的贵州湄潭，在王璡主持下，因陋就简坚持实验教学，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他对实验*作和结果要求严格，对研究工作亦不放松。古稀之年，他还坚持每天到研究室检查和指导助手们的工作，有时还亲自验证结果。在开设矿物学新课时，广泛收集矿物标本，亲自一一鉴定，同时要助教与地质部门联系，给学生创造到矿山现场参观的机会。
王璡在教学工作中的另一特点，是不断更新知识和设备，坚持走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为了研究和讲授微量分析，他在国外学习时，用自己节约的钱，买了一套微量分析基本设备带回使用。50年代初在浙江师范学院任教期间，他坚持不懈地钻研掌握新的分析仪器。当时能用于购置仪器设备的经费有限，但他精打细算，还是购买了在当时较先进的仪器，如电位滴定仪、极谱仪、光电比色计等。此外，他在浙江医科大学主办了“极谱分析理论”的讲座。
王璡十分重视教书育人，早在1931年主编《科学》杂志时，在《爱迪生专号》的发刊词中写道：“科学家和发明家，要使人钦仰，不但*他科学上的贡献，也在乎人格的伟大。……例如谦逊、直爽、有目的的努力，诚实、富有同情心，高尚和对社会有责任心，这种优美品格在爱迪生身上都体现。贫穷和失学不能挫折他上进的毅力，妇孺皆知的名誉和著名大学最高的学位，不能引起他一丝一毫的虚荣心，巨万的资产，不能懈怠他要探讨新学说和做新实验的锐志。……所以我们要纪念爱迪生，把他来做我们的榜样。”王璡自己就有这些伟大科学家的美德。他一生虚心好学、严于律已，爱学生如子女，平易近人。处处以身作则，事事为人师表。他亲自书写的心得，笔记达数百册之多。每天写日记，反省一日待人、治学与所做工作，其中有很多自我批评与勉励语。身体力行，五十余载从未间断，以“活到老，学到老”为座右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常自勉并教导学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要努力学习，边学习，边研究，尽力为新中国多做工作。”
由于王璡身教言传，受到过他培养和熏陶的不少教育家和科学家，无不对他爱戴和崇敬。有一位跟着他学习和工作20多年的老同志，在王璡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时，适因病住院，急切要求医生准他于当天上午出院，下午即参加纪念大会，歌颂王璡为人师表的美德，用以自勉并激励同人。
王璡还长期致力于分析化学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有关分析化学的研究论文。在研究中，他极注重分析化学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早在1925年他就对江苏凤凰山铁矿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详细分析了其中的不溶物、Fe2O3、SO3、P2O5、MnO2、Al2O3、CaO、MgO的含量，对合理利用凤凰山铁矿资源，提供了可*数据。1927年他即采用化学分析法，对南京水源进行化验。通过对各种水源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态氮、亚硝态氮和硝态氮的分析，提出了南京饮用水的研究报告。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水质分析的研究报告。《南京之饮水问题》一文所提供的数据，对以后长江水质变化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参比资料。在浙江师范学院工作期间，他曾进行过“浙江黄铁矿的主要成分、含量及其分析方法”的研究，对当时高等师范院校开展为生产服务的科研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王璡在进行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分析研究中，每选用一种分析方法，必先用合成标准试样验证分析方法的可*性，然后再进行实物分析。他认为：文献中的资料，必须亲自进行验证，去其劣，取其优，才能为我所用。因此，王璡及其助手们所得的科学实验数据，准确可*。
王璡在学术上另一突出的成就，是开拓了以分析实验结果为依据，并与历史考证相结合的研究化学史的方法。他深刻地分析了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困难。他认为：“困难之点不在于无事实之可引，而在于事实之无价值。儒家之书，侈言政治人伦道德，于天然现象漠不注意。……道家研究天然现象较儒家为勤，故于化学方面亦略有发明。唯其宗旨在于长生致富之说，迷惑世人，故其缺少科学精神，不肯以简易之言论解释天然界之真理，好为隐约之语而耸人听闻，于是，即真有发明，亦为荒谬之学说所蒙蔽，而不可睹矣”。因此，他认为单凭历史记载所得结论，常不确切，甚至谬误。他提倡以现代科学知识和手段测定大量数据，而后又与文献考核相结合，再经分析比较，求得较准确的结论。这是研究我国化学史的开创性工作，也为科学考古开拓了一条新途径。他运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做了大量化学史的研究工作。如“中国古代金属化合物的化学，”“中国古代酒精发酵，”“中国古代陶器制造之科学性研究”等等，研究的面很广。特别是他对我国古代钱币合金的研究成果，影响更大。例如1923年发表的“五铢钱化学成分及古代应用铅、锡、锌、镴考”一文，是通过对不同朝代钱币的分析、化验，而得出判断五铢钱年代的科学依据。
除上述外，王璡对我国古代化学的成就、我国古代铜合金冶炼技术、我国古代实用化学知识和技术、我国科学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有独到的见解和不少成果。
王璡由于在化学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在国内国外得到了有关科学家的尊重和好评。1944年10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中了解协会会长李约瑟(J.Needham)曾到贵州遵义、湄潭浙江大学访问，称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还特意拜访了王璡，请教有关中国古代炼丹家葛洪的情况。王璡详细地做了介绍。在李约瑟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由于竺可桢的介绍，我认识了……王璡(他刻苦钻研冶金和化学史)。”
王璡光辉的一生，实践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宿愿。早在1931年他在《科学》杂志的《爱迪生专号》的发刊词中写道：
“真正的学者、思想家，没有一个不希望中国急起直追，去利用文明新利器——科学，来解决她自身的困难的。不过直到现在，我们仍是落后，我们感到惭愧。”他大声疾呼，希望以科学利器改变我国落后面貌，并为此竭尽全力，奋斗终生。早在美国求学的青年时代，就与当时在美的杨铨、竺可桢、胡刚复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了《科学》杂志、中国科学社是我国最早的群众科学团体，为组织我国自然科学家从事科学普及工作与学术研究起了积极作用。王璡在教学与科研之余，为中国科学社工作不遗余力。除了给《科学》杂志组稿、编稿、撰稿外，还努力向社会各界捐募资金，用以购置图书、仪器、药品，使科学社下设的研究所、研究室得以开展工作。
王璡十分重视发现科学人才，培养后学。注意推荐人才，不计年龄和学历。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出身于贫苦家庭，*艰苦自学成才。他在20岁时，就以敏锐的洞察力，并经仔细计算，发现当时一位数学家的关于五次代数方程式求解的论文中的错误，华罗庚将他的观点写成论文，投交《科学》杂志编辑部。当时主编《科学》的王璡，不顾世俗的偏见，将华罗庚的这篇处女作发表于《科学》25卷2期上，引起当时我国数学界的震惊。从此，一代著名数学家就脱颖而出。此事在我国学术界已广传为佳话。
不仅如此，王璡对学生、助教、助手、实验员等，也无不鼓励诱导，以促使他们成才。
除中国科学社外，王璡也同样热情支持其它学术团体。他在1927年参加中国化学工业会，1932年在南京参与发起中国化学会，被推选为临时主席。他主持了成立大会，当选为首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担任该会会计。以后蝉联当选为第二届至第六届常务理事、理事，中国化学会上海分会，浙江分会理事长等职，为中国化学会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
这位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科学家，近代分析化学和化学史的开拓者，1966年不幸被暴徒殴击致死。1978年杭州大学在他90周年诞辰之际，为他补行追悼会。1988年10月15日，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淅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化学会、九三学社浙江省委员会、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省化工学会、浙江省化学学会联合在杭州举行了王璡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并以“高风亮节、风范永存”为题发表了纪念辞。王进家乡浙江黄岩文史馆亦为之立传，以激励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