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管理者要把学者当怀利小人看

       社会需要对于个人来说是客观的，这种客观需要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内容，也就是说，社会需要是变化和发展。社会需要的变化和发展，决定了各种学问的兴衰存亡和新陈代谢。

        任何一门学问的建立，最初都是由极少数学者甚至某个学者所为。这些或这个学者所创立的学问能否获得发展，取决于其创立者对社会需要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把握是否准确。与社会需要发展的必然趋势相一致的新学问，必能得到发展，反之，则必不能得到发展。

       对于学者来说，他们所做的无非是两件事：要么是创建新学问，要么是发展既有的学问。如果是创建新学问，就必须研究社会需要，努力准确地把握社会需要发展的 必然趋势。这样的研究本身就是做学问，而且是创建新学问的必要前提。能够准确地把握社会需要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创建新学问者，都是学术的引领者，是学术大 家或学术大师。当他们在作这样的研究时，他们所考虑的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非其私人的需要；他们是超越自己的私人利益去追求社会的公共利益的。也因为如 此，并且也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创立为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新学问，使这种学问有发展前途。

        对于一般的或普通的学者来说，他们所从事的是发展既有的学问。当他们在从事这样的学术研究并且能够推动其学问事业的发展时，他们也是超越了自己的私人利益 而去追求社会的公共利益，即为了满足社会的现实需要及其未来发展需要而从事其学术研究的，因为如此并且只有如此，他们才能把本领域的学问事业推向前进。

        要而言之，真正的学者都是把社会的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也只有从社会的公共利益出发去从事其学术研究的学者，才是真学者。反之，一个把个人私利放 在第一位来考虑，从这种私利出发去从事其学术的学者，就不是真学者，当然他们所从事的学术活动也不具有真正的学术性，他们只是靠这种貌似学术的活动来混饭 吃罢了。真正的学者是从来不会刻意去追求名利和物质享受的，虽然也不见得他们一定就拒绝名利抑或拒绝物质享受。淡泊名利，而爱自己的学问事业胜过对其他一 切的情感，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学问事业中，这是古今中外一切真学者的共性特征。

       因此，想要做一个真学者，必要热爱学术，把自己的学问事业看得如上帝般的至高无上，以宗教徒对自己所 信仰的神灵的诚心和热情投入到自己的学问事业中。如果把从事学术当作获取个人名利的手段，这就象拜佛只是为了祈求佛祖成全其生子或发财之愿的临时抱佛脚 者，后者不是真的佛教徒，前者也不是真学者。

       但是，尽管学者自己应该如上述那样来看待学术，看待个人名利，学者的管理者却不能因为真学者是淡泊名利而一心做学问的君子，就把这些君子当作不食人间烟火 的神仙来看待，恰恰相反，这些学者越是表现得如圣人般的君子，他们的管理者就越要把这些君子当作怀利小人来看待，以小人之心来度其君子之腹，知道这些君子 其实和小人一样，也都是食人间烟火的，并且名利、金钱对他们的意义和对小人的意义是同样重要的，虽然其具体意义存在着一定差异。

        对学者来说，名利、金钱意味着他们在世俗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一个学者是否有名有利有钱，这在客观上影响到甚至于决定着他在这个社会中 所受到的尊重程度之高低、工作条件之优劣和生活待遇之好坏。作为学者的管理者，他们决不应该去想象，一个学者可以在既不受人尊重，工作条件又恶劣，生活待 遇还很差的情况下，还能一心一意做学问，甚至还做出大学问来。

        对于那些一心一意做学问的真学者，学者的管理者必须把他们当小人来看待，千方百计地以满足小人之欲的办法来对待这些君子，处理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宁可得罪那些真小人，也决不要得罪这些伪小人。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学者的管理者普遍的做法，恰恰就因为那些一心一意做学问的真学者淡泊名利，从而无心也不善于争名夺利，就欺负这些名利场中的老实人； 相反，对那些指靠学术来成就其私人名利的伪学者、真小人，却唯恐得罪他们，更经不住他们为争名夺利所施展的种种“攻关”手段的“进攻”，于是，常常把他们 本不该得的名利给了他们，如此来满足他们的小人之欲，同时也为这些管理者自己免除麻烦甚至获得某种利益。

       其实，对于学者的管理者来说，学术界中表现得越是象小人的人，就越要把他们当真君子来看待，当其表现到已然是唯利是图的真小人时，就得把他们当作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来看待了——学术界中的名利同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当然是毫无关系，也不应该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