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进转基因生物风险及其决策的相关研究和学术交流，全面深入理解转基因技术、转基因生物风险及其评价，恰当地进行相关决策以便健康地推广转基因生物，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于2010年5月16日，在玉泉路园区行政楼第一会议室举办了以“转基因生物风险、评价与决策”为主题的“第一次当代科技与社会论坛”。中科院研究生院肖显静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科研处处长乔从丰教授致辞。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尼尔•D•莱文国际关系和商业研究生院曹聪高级研究员、中科院院士工作局咨询处处长王澍博士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科学》(美国)、《科学时报》、《科技导报》、《中国经济导报》、《世界博览》、《新知客》等杂志的记者，环境NGO人士、文化学者和研究生，共70余人出席了本次论坛。在论坛上，共有16名专家学者及各方人士做了主题发言。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蒋高明研究员以“试论转基因作物的生态风险”为题做了报告。他认为，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主要有：转基因作物将破坏自然生态系统;转基因生物对非目标生物尤其有益生物产生危害;降低生物多样性和食物多样性;转基因作物导致“超级杂草”。此外，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还有：转基因作物作为“新物种”侵占新环境，表现不折不扣的入侵性;转基因作物产生基因环境污染等。因此，不应该贸然将转基因作物大面积投放到环境中。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刘兵教授指出，在近来有关转基因问题的诸多争论中，大多数争论集中在对转基因的风险的科学证据上。当然，这方面的争论也是有意义的，但转基因的风险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在此方面，第三世界生态女性学者席瓦对于印度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例证。进一步，他又指出，既然转基因问题不仅仅是科学问题，那么就必须有非科学家参与有关转基因的讨论。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樊春良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转基因主粮决策应该扩大公众和社会参与”。他认为，根据国际经验，转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需要公众和社会参与。这种参与不仅仅是科学界向公众和社会普及科学知识，而且科学界需要倾听公众的意见，形成对话，公众的意见应该反映到决策过程中。中国转基因主粮的决策也应该扩大公众和社会参与，以便创造一种民主和对话的环境，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形成一种政府-科学家-公众各尽其责、共同管理转基因主粮发展的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杨通进教授以“从预防原则看转基因技术及其伦理问题”为题，探讨了预防原则的基本内涵、价值诉求以及在转基因决策上的运用。他指出，预防原则的核心是：积极预防原理与举证责任转移原理。他说，尽管这些原则可能会导致成本和速度的问题，但是在风险社会中宁愿以此换取风险的降低。他认为，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的长期累积性影响、特别是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非常有必要把预防原则作为指导转基因技术使用和决策的基本伦理原则。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李真真研究员以“社会语境下的生物技术”为题，从认知的语境性、冲突的语境性和认同的语境性等三个层面分析和思考了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上出现的三个重要问题：(1)人们的态度或情绪为什么会如此复杂?(2)是什么使人们陷入选择的困境与冲突?(3)人们何以能够在冲突中达至共识?最后她指出，面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乃至同一群体内部对生物技术的态度和观点上的差异性、以及由众多差异导致的不断加剧的冲突使得有关生物技术的决策面临困境的局面，应该建立民主的商谈机制，以此来化解差异性的冲突，实现差异性的认同。
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肖显静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转基因技术与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关联的哲学分析
——基于不同生物育种方式的比较研究”。他指出，转基因育种技术与农业社会生物育种技术、工业社会杂交育种技术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后两者属于亚里士多德的培育性技术和海德格尔的前现代技术范畴，顺从自然，通过“做”的方式培育的生物对环境的影响不大;前者属于亚里士多德的构造性技术和海德格尔的现代技术范畴，强迫自然，通过“制造”生产的转基因生物具有更强的人工性、不稳定性，违背了生物内在的目的和本质倾向，有可能产生多种多样的、复杂的、不确定的、更大的、评估更困难的环境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经济学会白益民理事强调了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需要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他认为，美国之所以大力发展转基因食品是与其国情有关。从目前来看，我国跟美国在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不一定要完全模仿人家的方式发展转基因技术。而且在他看来，转基因技术并不一定是解决粮食安全的最好方法，保障粮食安全不能单独地通过提高单产来提高粮食产量，而是应该通过多渠道获取粮食。因此，他认为我国不要盲目地把转基因食品、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文化学者刘仰则以“转基因与生物武器”为题做了论坛发言。他认为，转基因技术蕴含着的一些特殊性技术，比如“启动开关”技术(现在已经用到植物上了)，一旦用到动物身上，就很容易演变成生物武器。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关注转基因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应用，同时也要关注国外转基因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要警惕国外运用转基因技术来制造生物武器。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蒋劲松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从风险社会视角看转基因技术的安全问题”。他指出，在转基因技术引发的种种风险问题上，支持转基因技术大规模使用者，往往以科学理性自居，这是严重违背风险控制逻辑的。传统科学技术的认识模式，不足以准确把握风险，甚至是越具有科学精神，越容易忽视风险。因此，在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控制问题上，必须将民主监督、审查和控制的原则应用到技术的研发、应用的各个环节之中。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雷毅副教授做了以“因技术政策的矩阵评价模式”为题的报告。他指出，围绕农业转基因技术发展及应用的争论日趋激烈，其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担忧。因此为了打破公众与科学家、政府在转基因认识上的对峙局面，弄清各种利益群体的各自诉求及其相互制约或促进关系，就显得非常必要。对此，他提出了矩阵评价方法，以此来充分表达各方利益诉求。他认为这种评价模式能够为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及风险控制决策管理提供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段伟文副研究员做了“作为证据的事实：从科学到公共科技政策”
为题的报告。他认为，在转基因风险等公共科技政策争论中，“科学证据”及其所依据的“科学事实”往往是科技评价与相关决策中首要乃至最终的“论据”，但是这样的论证，尤其是在乐观主义的论证中，存在着语境偷换，即在未区分科学与科技公共政策语境的情况下谈论作为证据的事实，而其背后的基本观念是，赋予了科学事实无条件的、绝对化的客观性。但是，作为所谓科学证据的科学事实在科学与公共政策两个不同语境中的意涵具有很大的差异，不对此进行辨析，就可能会导致相关争论中的混淆与纠缠。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田松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科学时代的回光——转基因问题首先不是科学问题”。他强调，转基因主粮作物的研究及种植涉及政治、经济、国家战略以及科学、技术和社会关系等诸多问题。因此，在转基因问题上，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科学家们，并不是唯一的专家，也不是最重要的专家。他认为，转基因好不好，不需要转了才知道。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历史的、哲学的以及伦理的方式，有所预见。并进一步指出，对于科学及其技术发明出来的人类历史上、自然历史中都没有过的新东西，我们首先应该做的不是欢呼，而是警惕!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王延伟副教授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在转基因技术及转基因生物推广过程中，政府、科技专家、伦理工作者、公众、商业机构等不同利益群体的角色、地位等问题，并指出，转基因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各个学科(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生命科学等)及自然科学专家和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商业机构、公众等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共同努力，才有解决的可能。
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以“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公众参与”为题做了报告。他指出，我国的转基因法律法规是比较严格和健全的，主要的问题在于监管，早在2005年我们在湖北就发现了非法种植的转基因水稻。并且他指出，根据实地调查表明，转基因作物的长期安全性问题已经暴露且非常严重。在他看来，应对转基因生物安全需要加强公众参与。
论坛期间，与会者讨论热烈，观点分呈，给人以深刻的启发。
最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肖显静教授做论坛总结。他认为，本次论坛具有特色：一是，参与者多元化，既有科技管理者、科学家、人学学者，还有文化学者、媒体人士、民间环保人士，既有来自北京的学者，还有京外的学者，甚至国外高校的学者;二是，发言主题多元化，既涉及转基因生物风险评价与生物安全，也涉及转基因生物风险决策与公众参与，还涉及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等;三是，观点多元化，这充分体现了转基因生物风险及其评价的不确定性。同时他强调，本次讨论涉及到许多有关科学技术的新观点，转基因科学技术属于后常规科学，所涉问题不单纯是科学问题，需要建立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的联盟，展开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更好地发挥科学保护自然和完善人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