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1988年第8期推出了常存库、刘兴旺的两篇文章，他们从“科学蒙难”角度剖析了中医体系拒绝“杂气学说”的种种原因，读后让人无限惋惜，似乎进化机制再多情一些，夭折的“杂气学说”会长成现代微生物学的大树，不同凡响的吴又可能成为中国的巴斯德。
真是这样吗?
一、他已经踩着了近代医学的门槛
就当时而言，杂气学说是十分“独特的”，它不约而同地孕育着与西方近似的“奇想”，这种奇想在西方带来了近代医学，在中国却没有落脚之地。从这一点看，我们说吴又可已经踩着了近代医学的门槛。
1.不自觉地摆脱着有机自然观
有机自然观是古代科学的基本特征，它对中医学的突出影响是使其人体观、生命观、疾病观、治疗观等人格化。自然化，即以自然现象、社会伦理来解释医疗事实的内在机制。吴又可的著作《温疫论》基本上避开了类似说法，他根据自己的体会，还对某些说法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他认为，杂气“不可以年月四时为拘”，亦“非五运六气所能定”，其“为病最多，然举世皆误认为六气”(《温疫论·杂气论》)。他对六气致疫提出异议，“夫寒热温凉，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微损益，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必多雨，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温疫论·原病》)。对这个问题，他从三方面进行剖析：其一，寒热温凉受风雨阴晴的影响，稍有变化是其常事，而且，温暖乃天地中和之气，能使万物发育，气血融合，不足为病(见《温疫论·诸家温疫正误》);其二，有时气候正常，却仍有疫疬流行则无法解释(见《温疫论·伤寒例正误》);其三，从疾病的反应说来，二三月或八九月天气温凉，亦有病重者大热不止，失治而死的;五六月气候炎热，亦有病轻热微，不药而愈者(同前条)，不能简单对应。当然，吴氏批判“六气说”是为“杂气说”开辟市场，他不可能以我们今天的高度去认识有机自然观，也没有全面系统地考察中医学体系。
2.朦胧的“白箱化”要求
中医学虽在早期有过“白箱化”需求，后来由于文化背景的作用，一直热衷于经验的“黑箱调节”。吴又可在批判“伏寒说”时指出，“肌为肌表，肤为皮之浅者，其间一毫一窍，”岂是留邪之所?似乎有疾病定位的想法，但其“邪伏膜原说”又退回到思辨玄想的茫途。他对“何等中而即病?何等中而不即病?”反复设问，有穷究原委的理性思维倾向，他的“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的见解以及“莫知何物能制之”的感叹，对中医研究提出了要
“知物”的新要求。这代表吴氏朦胧的“白箱式”思维取向，与传统中医“援物比类”、“以象测脏”有较大的差异。
3.初步悟出“感觉比经典更可靠”
西方医学革命以维萨里向盖仑挑战，研究人体解剖，帕拉塞尔苏斯批判“四元液学说”，引进化学方法为起点，吴又可被认为“离经叛道”、“创异说以欺人”，也是因为他跳出了“注经”式著作方式，如王清任所称：“皆独出心裁，并未引古经一语。”他呼吁“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法，原无明论”，导致夭亡者“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力求对历代“温疫”之论以正时误。他相信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在此基础上总结的杂气说，把病原微生物的某些重要特性完全揭示了出来，如杂气的多样性、特异性定位和种属感受性等等，特别是与外科感染性疾病联系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问题是他无法迈出关键的两步
要跨入近代医学的殿堂，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构造性自然观，二是受控实验。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因而近代科学包括近代医学也就没有在中国产生。
的确，任何杰出的人物，任何超脱的思想，总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与其身后的文化背景休戚相关。翻开《温疫论》，那种闪灼着东方传统的思维方式跃然纸上。吴氏对于他所孜孜以求的“杂气”也表现出“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的洒脱风格。他虽然在与温疫作斗争的长期临床过程中，总结了许多杂气致病的特点和规律，但从方法学上并没有跳出“六淫外感说”的朴素“本体论”模式，因为杂气毕竟是“直观合理外推”的产物，他没有想到要去证实自己的想法，也不知道该怎么证实。然而，当吴又可主观地认为杂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以“不可知”的神秘色彩草率了结之后不久，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就已经开始在显微镜下研究一个微小的新世界。那么，如果此时有一架显微镜，吴氏是否会成为中国的巴斯德呢?人们一定会抱怨，科学发现寓寄了太多的偶然性，我们的祖先很早就通过控制窖内温度和氧化还原时间来制造瓷器，却一直没想到用它来制造玻璃，而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哲学家Seneca就发现，“无论怎样小和难以辨认的字母，都能通过装满水的玻璃球或玻璃杯放大而看得更清楚。”其实，这种抱怨大可不必。要知道，当时的吴又可能否就把显微镜下的生物与神秘的“杂气”挂上钩呢(这种联系在西方也延搁了近两个世纪)?他能够把我们最陌生的受控实验运用于杂气的研究中吗?既然如此，那种“莫知何物能制之”的感叹和希冀就只能永远停留在传统医学的史册上。
其次是重实用轻理性的传统。我们可以看出，同绝大多数古代医籍相似，《温疫论》中没有逻辑型结构体系，除“源病”、“杂气论”、“论气盛衰”、“论气所伤不同”等极少数几篇中，以一种挟叙挟议的手法阐述自己的理论见解外，其余90%以上篇幅均是临床用药的经验体会。由于传统文化的“重用轻理”倾向和形式逻辑的欠缺，吴氏《温疫论》中的杂气学说也显得含混零乱。其一是概念不清，没有严格定义和划分的意识。就连其最重要的概念——“杂气”，既没有具体确切的内涵，也没有层次分明的外延。其二是理性程度低，缺少必要的科学抽象。因为“重用轻理”，对于事物规律的形式研究，吴氏同样无法深入，再加上归纳、演绎等逻辑方法的缺憾，仅采用挟叙挟议方式，用具体的事例代替理论陈述以及事物规律的抽象，则无法构成严密的公理化体系。其三是可控实验的无知，不能实现对理论的鉴别和清晰化作用。
基于上述，要使杂气学说发展成为现代微生物学，有着难以逾越的巨大屏障。
三、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启示
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历史反衬着现实。中医学体系为什么要排斥杂气学说?杂气学说为什么不能成长为现代微生物学?这些问题既是事实，又发人深省。的确，微生物学和近代医学的发现权已经属于了别人，但科学是全人类的，如果我们中医要走向世界，对现代科学做出贡献，就必须认清自己的现实，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张开新的视角。因此，笔者认为：
1.突破“中体西用”，更新科学观念
“中体西用”是我国近代以来的学术思潮之一。为了发展中医，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率勤跋涉，几更旗号，先后经历了“中西医汇通”、“国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多学科研究”等多种形式，为什么最终要退回到“保持特色”的境地上呢?“中西医结合”为什么能在应用上时有建树，理论上结合却不伦不类、貌合神离呢?为什么与中医学有着共同基础的传统科学都不能“中体西用”，却只能改弦易辙?中医学能保留至今，是因为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还是因为颇有实用的临床疗效呢?我们在自然哲学的“迷宫”里已经耽误得太久，儒家的“合理外推”，道家的“神秘主义”，以及“烦琐考证”、“重用轻理”传统，已把我们捆绑得够苦，我们今天首要的是思想觉醒，突破“中体西用”，更新科学观念。
2.抓住经验事实，探讨具体机制
医疗事实一旦被确认是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我们就要广泛搜集中医各科临床的经验信息，尤其是现代难治疾病的多种疗法。不仅从汗牛充栋的古代医籍、现代期刊文献中，还要从经验的活载体——名老中医和民间草医中搜集。我们的原则是：搜集要广，分类要精，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然后遵循正确的科研程序，严格地把握样本大小、对象选择、对照设置、指标制定、资料分析等原则，有效地开展临床研究。在前人基础上(包括以理论形式存在的经验事实)，进一步取得有代表性、可比性、精确性、可重复性的资料和数据，以期得出客观的结论和解释。同时，密切配合基础研究，提出假说，设计实验，形成“理论<=>实验”、“应用研究<=>基础研究”的双重大循环。我们坚信，中医事实以一个个新理论的面貌出现之日，就是中医升华为未来科学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