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提名
一项“有望拿下诺贝尔奖”的科研发现
身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施一公的归国被看作是中国新一代海归科学家的杰出典范。回国后，他为改善中国学术风气与科研环境做出了巨大努力，同时在科学探索之路上继续硕果累累，2015年，他率领团队解析了超高分辨率的剪接体三维结构，被业界称为近30年来中国在基础生命科学领域对世界科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因在生命科学领域作出的卓越贡献。
剪接体，是人类细胞中必不可少的“分子机器”之一，但人类对其工作机理的了解，一直缺乏结构生物学的证据。北京时间2015年8月21日，施一公教授带领的研究组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连续在线发表两篇研究“剪接体”的论文，并首次报道了分辨率高达3.6埃的“剪接体”分子结构。这项成果不仅标志着人类对生命过程和本质的理解又向前迈进了关键一步，也标志着困扰国际生命科学界二十几年的分子生物学“中心法则”中的一个关键步骤、一直以来充满神秘感的剪接体的三维结构终被揭示。
“中心法则”是描述基因表达细胞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生命活动的一套规律，于1956年由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首先提出。在所有真核细胞中，基因表达分转录、剪接、翻译三步进行，分别由RNA聚合酶、剪接体和核糖体执行。多个诺贝尔奖围绕此过程的研究产生，其中，第一步与第三步中的RNA聚合酶及核糖体的结构解析已分别获得2006年和200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第二步关键步骤，即实现从前体信使RNA到成熟的信使RNA转变的剪接过程中，剪接体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剪接体到底长什么样，是迄今为止国际生命科学领域最受瞩目的课题之一。但是，由于剪接体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动态分子机器，其结构解析难度被普遍认为高于RNA聚合酶和核糖体，因此也被认为是结构生物学的难题之一。
对人类而言，剪接体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许多疾病都是由于基因的剪接差错，人类35%的遗传紊乱是由于基因突变导致单个基因的可变剪接引起的。比如，单个剪接位点的增加或缺失可能引起α-或β-地中海贫血症；可变剪接平衡紊乱导致的某些外显子不正常表达可能导致额颞骨痴呆症。一些癌症也与剪接因子的错误调控有关。因此，长久以来，剪接体的结构解析被认为是最值得期待的结构生物学研究之一。
施一公团队的成果，不仅初步解答了基础生命科学领域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核心问题，也为进一步揭示与剪接体相关疾病的发病机理提供了坚实基础。他们对剪接体的捕获，是人类第一次在近原子分辨率上看到剪接体的细节，并阐述剪接反应进行的分子机制。这项重大发现，得到了世界同行的高度评价，不少专家认为它是近年来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国最好的科研成果之一，甚至断言“有望拿下诺贝尔奖”。
“风一样的男神”
现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的施一公，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学界，一直是个“明星人物”。他在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是美国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8年，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生物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施一公拒绝了10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资助，全职回到中国，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纽约时报》曾在名为《逆势而上——中国吸引海外科学家归国》的报道中开篇就用施一公作为例子。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罗伯特·奥斯汀则表示：“他是我们的明星，我觉得他完全疯了。”
很多人记住施一公，还因为一场争论。2011年，施一公与同为海归的北大教授饶毅一起进入到了中科院院士有效增选名单中，但在随后公布的第一轮初步候选人里，饶毅被拿下，而最终的新晋院士名单上，也没有出现施一公的名字。当年在各方瞩目下高调回国的施、饶二人，在院士评选中的遭遇令许多人感到意外。施一公拒绝了蜂拥而来的记者。时隔许久，他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在我回国的目标中，从来没有当院士一条。我觉得一个学者如果把当院士作为终极目标，未免太狭隘了。”直到2013年12月低调当选中科院院士后，他仍然表示，在众多头衔中，他最看重的是“清华教授”这一身份，最喜欢别人喊他“老师”，而不是什么院士、什么“长”。
在清华，施一公被封为“风一样的男神”——说话快，走路快，总是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这不仅因为他是个急性子，更是为了省时间——他每年要给清华的本科生上满100节课时，还需要完成一名科学家的本职工作：做科研、写论文。
“今年我发表的所有论文，每一个字都是我写的。”施一公带着一丝自豪说。刚回国那几年是最忙的时候，他坚持挤出一半的时间给科研。为此他还“发明”了一个办法：提前两周安排工作，把50%的科研时间“固定”下来；其余的事情，按照与科研、教学的相关性排序，凡是“别人去和我去效果差不多的”，就坚决推掉。“总之，50%时间做科研的底线不能突破。”为了把更多时间放在科研和教学上，他外出开会基本不吃饭，开完会就走人；客人来访，到了饭点就叫个20块钱的盒饭，在办公室吃工作餐。近两年，随着各项工作步入正轨，他用于科研的时间多了一些，“应该能达到60%”。
但时间还是不够用。如今，他平均每天的睡眠不足6小时。为保证充沛的精力，他长期坚持跑步。如今，只要北京的PM2.5在200以下，他就去校园里跑步，最少也要跑5公里。他觉得自己的活法儿不具可借鉴性。“很多人如果按照我的强度来工作，恐怕估计三天也坚持不下来。”
在长期的“疯狂模式”下，从2009年至今，施一公已在《细胞》《自然》《科学》这世界三大顶级刊物(简称CNS)上发表论文十多篇。他在多个生物学领域的新发现，为开发新型抗癌和预防老年痴呆的药物提供了重要线索。2014年3月，凭借“运用X-射线晶体学手段在细胞凋亡研究领域做出的开拓性贡献”，施一公荣获瑞典皇家学院颁发的爱明诺夫奖，这是该奖自1979年设立以来第一次颁给中国科学家。
然而，在施一公的心中，归国不仅是为了做学问，更是为了带来改变。2008年，他参加了在中南海召开的关于创新创业人才问题研讨会并发言。会后，经过4周酝酿，他与北大的饶毅、陈十一向中组部提交了一个关于引进高水平人才、实施新时期人才布局的建议。随后，中国正式开始实施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大规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施一公是以“千人计划”第一批入选者的身份被引进回来的，实际上他也是这项计划的倡议者。2014年，他出任清华校长助理，并挂职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2015年，他又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分管国际合作，发挥他比较了解国际一流大学的特点，服务于清华，让母校变得更好。
有人曾总结，施一公的人生轨迹，至今已经颠覆了学术界的“六大传说”：谁说读博毁一生？谁说学霸少努力？谁说绿卡是梦想？谁说尖子都书呆？谁说国内难科研？其实，在施一公心里，最希望颠覆的并不是这些，“现在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最佳时机，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国际环境，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地利，就是国家的财力；人和，就是老百姓和领导人对发展科技的期盼与呼声。如果只是做学问的话，我肯定不会回来。我回来，就是要改变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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