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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技创新被科研体系扼杀了吗？

2018.4.22

　　看到本文的标题，人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翻开今天的中外媒体，充斥的全是中国科技飞速进步，感觉是马上要领导世界的架式。2016年中国科技论文数量超越美国，更是让中国人信心爆棚。

　　这些成就仅从论文统计数据本身角度来看，客观上确实是不错的。坦率地说，我本人是长期对中国的发展持最乐观态度者。即使在很多年前，我就认为中国无论在经济和科技上都有潜力快速居于世界领导地位，并为此而长期呼吁和付出实际的努力。在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在通信标准上起主导作用的3G移动通信的起步阶段，我就与李进良、丁守谦等知名的权威学者一起强力推进中国主导的TD-SCDMA标准，并成功说服中兴通讯决策者大举进入TD-SCDMA领域，获得极为丰厚的利润。今天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地位与多年前已经完全不同，真正处于从跟随向领先转换的关键时期。但正因如此，一些最深层的问题要格外引起我们的关注。否则，在此关键时刻功亏一篑并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也曾处于与我们今天类似的地位，但在西方国家的大力捧杀下，并没有成功抓住历史机遇，反而在新科技方向的战略判断上一再犯下如第五代计算机计划这样愚蠢的错误。

　　要实现从跟随向领导的转变，无疑需要进行大量最深层次的科技思想变革，改变以往存在的完全不适应创新、更别说是原创的科技体制。但是，在中国科技界还根本没明白要进行的变革是什么，荒唐透顶的机制还根生蒂固大量存在的时侯，我们却开始听到来自西方越来越响亮的如此熟悉的赞扬声。当年日本提出第五代计算机计划的时候，整个西方世界也是一片震耳欲聋的夸赞——“即使这个计划只获得部分成功，也会使日本的科技居于世界领导地位”。这种赞扬明摆着是一种捧杀行为，因为发出这种赞扬的西方国家没有一个去跟随日本这个计划的。哪有一边说好得不得了，一边自己却又躲得远远的道理？

1 / 中国政府长期大力推动创新

　　中国政府一直在大力地鼓励创新，并且这种鼓励的确出于强烈的真实愿望。那怎么可能会在事实上形成“严禁创新”的科技体制呢？就在2018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意见中除了继续倡导科技创新的理念外，还突出了原创性。“突出原始创新，促进融通发展。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定创新自信，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理论，做出更多原创发现。”

　　如果我们仅仅看科技论文的增长数据，甚至代表论文质量的被引用数据，都是像GDP经济增长数据一样强劲。以下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每年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最新的主要统计数据。

根据SCI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变化情况

　　2007年至2017年(截至2017年10月)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205.82万篇，比2016年统计时增加了18.1%；论文共被引用1935.00万次，增加了29.9%，排在世界第2位，比2016年上升2位。中国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虽与世界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增长的速度显著超过其他国家。

2 / 致命的问题在哪里？

　　这里先要简单说下在中国科技界大名鼎鼎的SCI，它的英文是指Science Citation Index，最初是由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 1925.9.16～2017.2.16）1960年创办的私人性质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推出的引文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国际学术界评价科研能力的重要量化指标，其依据就是其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的引文理论。这个理论简单粗暴，但却很有效，就是以论文被引用的数量分析来作为对一切科研评价的依据。如期刊某一个年份的影响因子就是该期刊近两年发表的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卓越论文”就是被引用次数超过平均值的论文。“热点论文”就是发表后最近2个月被大量引用，且两年内被引用次数排行榜进入本学科前千分之一的论文。

　　你看，科学与娱乐传播是不是也很相像？能否进入SCI以及被引用次数，就是在全球科学家群里进行的“打榜”行为。中国科学界一再教育科研人员要长期甘于寂寞，脚踏实地。有“榜单”作为参考本身并不是主要问题，可是整个中国科技体制近乎于采用与娱乐圈完全一样的“唯打榜是从”游戏规则，你让科研人员怎么淡定得下来？伽罗华发明"群论"50年后才被认可，50年内的影响因子完全为零。越是原创的东西，它的短期影响因子反而会越小，甚至为零，如果只以榜单为科学研究唯一考核标准，中国有哪个科研人员会去搞这种级别的研究？

　　另外，这种考核很显然封锁了一个圈子，只有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才有参与打榜的资格。所以非体制内的人想搞点什么原创明堂的话，要参与打榜都近乎于不可能的事情。

　　ISI经过多次转手，2016年7月11日由汤森露透卖给了加拿大的Onex公司和霸菱亚洲投资基金（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现在的名字是叫 Clarivate Analytics。这个商业交易在中国科技界还引发了一场震动，因为新东家并不是与科技专业有关联的机构。根据其官网Clarivate Analytics（https://clarivate.com/products/web-of-science/databases/）上的介绍，经过扩展的SCIE（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数据库收集了从1900年到现在的150个学科的超过8850个主要刊物。另外还有社会科学领域的索引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从1900年到现在收集了55个社会科学学科的超过3200个刊物，同时也选择了世界领导性的3500个科技刊物。

　　SCI和SSCI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高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它的地位和价值就如同财务报表对上市企业的地位和价值，以及高考的考分对高中毕业生的价值。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倒也没什么，就如同上市公司要定期交财报，而这些财报必须要有资格的会计事务所审核背书。如果中国没有一家合格的事务所，就只能找国外的事务所来审核。找国外的就找国外的吧，只不过是让国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多赚点审计费而已。可是，如果我们告诉你凡是中国的上市公司赚了钱，利润和税收都必须交给国外，被国外认可了才算合格，你会怎么想？这是不是荒唐透顶！可是，中国科技成果的确就是主要得交给国外才基本算是被认可的。因为SCI数据库中的刊物，到2016年时中国只有185种。就算这185种刊物全部发表的是中国科技人员的论文，简单地以平均每个刊物每年发表的论文在200篇估算，发在中国SCI刊物上的论文则每年低于4万篇，在2016年的29.06万篇SCI科技论文中占比也就在10%左右。也就是约90%左右最优秀的科技论文都交给了国外。

　　论文的发表有这么一个过程，先要交给特定刊物的审稿人，这意味着作为审稿人和这个刊物不仅拥有了查看相应领域优秀论文的优先权，而且拥有了汇集相应领域所有优秀研究成果的便利。中国为鼓励科技创新的投资，有一部分会变成经费交给这些刊物，而后中国人要看的话得再花钱从这些刊物订阅。SCI并不一定要求论文的语言，但要求参考文献必须是英文的（SCI本身就是以引文也就是参考文献为测量基准）。这些论文发到国外，以英文发表还好说，如果是以日文或德文发表就更惨了，反而造成中国人利用的困难。如果这些科技成果有商用的价值，在企业里一般要再经过翻译才能被大多数希望利用的中国工程师利用，这又会存在一定的延后。

　　中国花费了巨大的科技投资，研究出来成果后又绝大部分都交给美国、英国去审核，这样的局面意味着什么？我们表面看起来繁荣的科技论文数量，事实上是在帮助维持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科技领先地位。为什么我们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别说是美国和英国等国的顶尖科学家的优秀研究论文，就是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越南、菲律宾等第三世界国家的优秀学者们发表论文时，到什么时候会想到首先选择中国的科技刊物？很遗憾，不仅在前面所说的统计数据里根本就没有这一项指标（最多只查到2016年国内刊物上列入CSTPCD收录的国际联合研究发表论文数量为8096篇，其中海外作者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为3921篇），而且整个中国科技界、科技部、教育部是否想到过这是一个必需去努力奋斗的科技汇聚能力的目标？

　　当然，我们也可以自我安慰说，事情总得有一个过程嘛，你看每年中国SCI刊物不是一直在增长吗？中国刊物的影响力是随着中国科技研发实力的增长而有一定的滞后。未来随着SCI刊物的增长，中国的优秀科技论文那不就不用交给国外了吗？如果再更仔细地看看中国被列入SCI的刊物是什么，就更是要疯掉了——居然有相当大一部分也是英文的！如果嫌这荒唐得程度还不够的话，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单位投入资金支持的《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更是要让中国人肺都要气炸了。可别以为真是要总体上提升中国的刊物国际影响力并对它们给予资助，而只是要资助中国出版的英文刊物，你没看错——只有中国出版的英文刊物才是这个计划资助的对象，中文刊物是被歧视的！你能想象支持这个计划的那些单位，真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学术机构，而不是美国的吗？

　　我们搞了“百人”“千人”“青千”“万人”“青拨”“长江”“青长”“杰青”“优青”......花了那么多钱兴高采烈地吸引国内外顶尖人才，再花巨资给他们去做研究，忙活了半天研究出来结果最后又基本上绝大部分交给国外，为国际科学事业做贡献了，我们还为此得意洋洋当作自己的成就。等把钱花完了，他们再回到国外去？那中国得到的是什么？只是一个名声和SCI论文的娱乐打榜数字吗？

　　当然，我们不能以简单的民粹主义来看待这些问题。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成果可以交给任何国家的刊物去发表。但正因为如此，它确实就有一个没有国界地谁的成果交给谁的问题。如果你说没国界的意思只是它意味着中国的科技成果交给别人，别人的成果都不会交给中国，你不觉得这个看起来很神圣的观点让中国纳税人实在是太憋屈了吗？当然，如果一个国家科技能力太弱，投入很少，每年科技论很少，在这个问题上也就的确不应该讲究太多了。但像中国这样要实现“中国梦”，科技论文产量都已经全球第一、优秀的科技论文数量也在向第一迈进，科技研发投入也越来越大的时候，还是科技成果绝大部分都无国界地交给别人，这个恐怕说不过去吧？过去我们从科学无国界的交流中是占了便宜的，现在回报一下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永远没完没了是不是？

　　且慢，本文标题说得可是“严禁创新”的中国科技体制，就算我们纯粹是为国际科学事业做贡献，花钱吸引国外人才回来在中国获得创新的科技成果也算不错啊！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中国科技的体制，就会理解它们对创新窒息到什么程度。

3 / 严禁创新

　　仅仅有促进科技创新的意愿和宏观指导方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最后具体的制度和操作层面的规则来落地。搞清楚中国的科技体制是怎么最终落地的，它们的影响是什么，才会明白它们实际上起到的作用究竟是“促进”还是“严禁创新”。

　　如果仅仅是论文都用英文且发表到国外，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所在。科技论文在相应刊物上发表主要得通过的关是这个刊物组织的“同行评审”。因此，中国学术界主要认可国外的科技刊物，事实上带来的一个深刻问题就是在科技成果的判断上对国外同行的深重依赖（尽管很多国外刊物的审稿人事实上已经是中国学者）。这直接对应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学术界难以对自己的成果做出有效的判断。

　　要想立项获得科研经费支持，首先得是各种“指南”里有的。如果指南里根本就没有，那你就彻底歇菜吧。指南是怎么来的？立项评审的各种规则是如何对项目进行取舍的？因为中国学术界对自己判断能力深刻的怀疑和缺乏信任，就只能依赖国外同行的判断。所以，在立项评审规则中大量存在的判断依据就是：有没有来自国外的相应“参考文献”。如果没有，那么相应的分数是不可能高的。

　　什么是原创？简单点说就是你找不到参考文献，因为只要存在参考文献，说明已经有人谈到这个原理，那你能做的最多就只是改进、修正和验证别人的原创了。我们在对SCI引文数据崇拜的时候需要仔细想明白一个细小的、但却是天壤之别的差异：自己的论文被他人引用数字很高才是很牛的，而不是你引用别人的东西越多就越牛。可是问题在于：最初开始进行立项的时候，别说是论文，连研究都还没正式开始，哪来的被引文数据？可是中国太过于依赖SCI这种类似娱乐圈的打榜判定标准，必须得有引文，那就只能有来自国外的参考文献，引用的参考文献越多评审分数就越高。这样从一开始你就没法做原创的东西。所以，有原创性的项目在中国科技界是绝对不可能获得立项的，更别提指南里根本就没有的原创了——唯SCI是从必须面对一个痛苦的事实：SCI只能判定结果，却不能对“在一开始判断哪些才是可以做出高引文成果的项目”的工作有任何帮助。

　　无论在中兴、数码视讯还是在我自己创业的公司，我都直接负责过很多科技项目的立项，看过相应的评分标准，唯一的感觉就是：所有字里行间透露的就是一句让人根本喘不过气来的话——只许模仿，严禁创新。

　　在一次军方根据模仿美军最新研究的技术进行预研招标上，我们提出了完全原创的飞轮船技术。看过之后评审组的专家们刚开始目瞪口呆，然后是疑惑不解地问这样的问题：

　　“你们的船都跑起来了还参加预研招标做什么呢？”

　　说得也是，我们都已经跑起来的产品，比这个模仿自国外的预研项目要达成的目标产品性能指标还要好得多，那还预研什么呢？但是，如果按这模仿的思路走，一般从预研到成为产品路还长着呢！光预研阶段一般就得3年。到和我们现在产品差不多的阶段，那至少得是8年、10年以后的事情了。

　　“你们这样的话不是把我们这个预研项目给废了吗？”

　　这、这、这我们还能再说什么呢？当然，项目组织方对我们还是非常客气，一再表示感谢对该项目的支持。我们也能理解，在现有体制下，他们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样的国内原创技术。现有的研究体制就是根据国内绝无可能有原创性的领先产品技术这个大前提而设计的。如果采用国内的原创技术，绝对是要“违反原则制度”的。

　　我参加过一次高校人才交流的活动。有一位从国外归国的博士，他被提的问题和建议当然主要是关于在国外发表SSCI论文的情况。虽然这位海归博士试图委婉地阐述一下现实状况说，“其实现在国外大量顶级刊物都跑来中国争抢优秀论文”，他努力地想表示中国现在研究水平在迅速提升，中国刊物发表的论文水平也不错，但架不住在交谈中面试老师对在国外发表论文的极端重视，最后不得不一再表忠心：一定会大力加强在国外发表论文的工作。最高水平的高校成果和论文必须是英文，必须发到国外SCI刊物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已经成为中国高校普遍默认的最基本标准了。

　　潘建伟的量子通讯现在如日中天，但当年他刚回国时可是申请经费基本上通不过的。后来为什么很容易了呢？因为他发的论文居然被国外评为20世纪最重要的21篇物理学论文。不仅打榜成功，而且进入超级榜单，随后科研经费就止不住地批下来了。

　　另一个案例是韩春雨事件，仅仅因为在国外著名刊物上发了论文，一下大批经费就下来了。可是后来发现相应的实验不能重复，引起一场风波。其实我在看很多基因项目时与多位专业的分子生物学的人士深入讨论过，在这个领域里，论文里谈到的实验难以重复并不是一个罕见的事情。只是因为韩春雨的事情搞得太大了，经费下来的太多引起的风波大了一些而已。

　　有没有因此认真思考过最深层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如此盲目地倚重国外的判断呢？

　　中国有句俗话：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做出创新、甚至原创性的创新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最关键的是：如果不具备对创新、尤其原始创新的判断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汇聚能力，其他一切都等于或近似等于零。无论你多么渴望创新，到最终落地的时候都会变成一堆禁止创新的规则。因为自己缺乏对创新的判断，所以要用国外已经存在的东西去拿到经费，最后即使只是做出一些改进也是把成果交到国外，如果做不出什么新结果，只要把别人搞的结果能重复出来，那也好交差，很容易就结题了。以SCI这样看似国际高标准的打榜数字作依据其实是有奥妙的，因为在国外创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SCI论文里也有相当大比例属于创新性不大，但看起来质量很高的论文（写作、引文等极为规范，插图、表格、实验数据等非常漂亮，数学公式推导严密，动用的数学知识工具尽可能地高深），只要不太动脑子重复做些东西，不太适合搞创新性研究的大量人员也可以相对比较容易混下去了嘛！否则让人家怎么过日子？况且人家有些老师就只是想好好教下书，非得让人家写论文才能提职称，那不大量提供一些无创新的高质量论文通道怎么办？再者有些官员需要有些学术职称的头衔，哪有那么多时间搞创新性的研究。如果能有比较容易完成的论文通道，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嘛！而如果是全新的东西，没人能判断，最后万一搞不出结果就不好交待了。因为没有任何人看得懂，就算有中国人看懂了也不能认为、不能承认是看懂了。

4 / 为何在鼓励创新的政策氛围里，最终形成的是严禁创新的科技体制

　　在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大规模的科技发展计划就是“863计划”。这个计划提出的大背景有两个，一个是当时中国的科技从总体上说的确非常落后，二是与前面所说的日本第五代计算机计划还真有些关系。

　　当时日本提出这个计划后在全球范围掀起轩然大波。美国不久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欧盟提出尤里卡计划。日本当时也没仔细想想是为什么，别人如果只是极力夸赞日本第五代也就罢了，但他们真的都跟着日本提出新的科技发展计划了，只是提的东西与日本的第五代基本没什么太大关系。都这样了，那些捧上天的夸赞明摆着就是说，你就坚定地在第五代上走下去吧，但我们可以是不会陪你一起玩的，难道还看不出名堂是什么吗？中国也跟随着提出了863计划。863计划还是比较现实的，跟前面几个发达国家开拓全新科技领域的目标完全不同，就是通过有限的投入，跟踪国外的科技发展，不能被拉得太远了，在少量有优势的项目上争取有所突破。

　　因此，说白了，863计划初衷就是一个学习模仿、重复国外原创成果性质的发展计划。如果仅从其初衷角度来说，这个计划也算是很成功的。后来又提出973、火炬、星火等科技发展计划，以及985、211、双一流等高校建设计划。当年鼓励中国学者到国外发表论文，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对中国是有极大好处的。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基本都在国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科技界应该说基本是纯赚的。虽然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比如在中国最优秀学校培养的最优秀学生，不说是整班整年级，起码也是大部分地出国，眼睁睁地看着最优秀的人才最后都为别人培养了。当然也是有很多附带的好处嘛，比如说成就了像俞敏洪的新东方这样的大批优秀英语培训企业啦，以及居然最后还为中国娱乐界贡献了一部很不错的电影《中国合伙人》等等。

　　但是，随着中国科技水平越来越高，科技人才越来越多，这个本来是中国纯赚的科技规则就不断发生着性质的转化。当越来越多的中国顶尖水平的论文发表在国外刊物上，而且越来越变成天文数字时，性质就已经彻底变成荒谬之极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科技界自身也越来越觉得很不对劲，并且不时发出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无奈已经陷得太深，难以回头了。这种科技体制在跟随和模仿的时代是有效的，或者说潜在的问题不显得那么突出。但随着中国需要从跟随转向领先的时候，这种在跟随时代形成的严禁创新的科技体制，已经变成一道难以逾越望不到边的鸿沟、高耸入云望不到顶的屏障。

　　对创新的判断和汇聚机制是难以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就会像黑洞吞噬周围的一切物质一样，将一切其他人的创新能力变成自己的。与黑洞抗争的力量和成果越强大，最后不是削弱黑洞，而是变成黑洞的一部分而增强它的吸引力。如果中国仅仅是靠钱去吸引一批学者，当钱不再足够，研究成本越来越高时，就会像加工业一样再次外流。

　　像施一公这样的杰出学者成批地回国，但他们有一些又开始回流到国外，或是从像清华这样的国内顶尖学府离职。人才的流动本来是很正常的，但如果不解决自我创新判断和汇聚机制的问题，不正常的流动就会越来越多。清华大学美女海归教授颜宁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引发了媒体的一阵骚动，后来她本人出来辟谣说普林斯顿大学是她的母校，回到母校任教是她多年的夙愿，没有任何“负气出走”一说。

　　我曾在一些管理培训课上讨论离职管理的时候提到：所谓“离职沟通”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别以为人在走的时候能有几个真会讲实话的。你能听到的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为照顾父母”，“个人身体原因”，“为了孩子上学”......最多说下看似很真切的话“家庭条件确实比较困难，不怕您笑话，对增加一点工资确实还是有些看重”，或者是很抽象的理由“个人发展”。根本不用去问离职者，想都想得到别人会说什么。谁会在已经决定要走了的时侯还去讲得罪老东家的话？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颜宁

　　清华也是颜宁的母校，而且是人生中最难忘的满怀少女青春梦想的本科时的母校啊，是不是？人家话都已经说得白到这个份上了，还需要说得更直白吗？

　　当一个人决定自己人生前途时，虽然一些临时的事件会有很大影响，但一般情况下会综合考虑很多因素后才会下决定。作为学者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自己的学术前途。如果一个从普林斯顿大学回到清华的学者，就在她办公室旁边不远另一个办公室的教授做出的最新研究论文，要交到美国去审稿发表，居然远在美国普林斯顿老同事比自己先看到。而人家普林斯顿那个可以有审稿特权的圈子里发生的最新进展，你得申请出国差旅费才能去听到，本来在普林斯顿时走路过去听就可以了。你的学术水平再高也不是神仙，老是比别人晚才能得到最新的科技研究信息，怎么可能保持自己的学术优势呢？而且这种局面竟然是中国上到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下到每一个大学、学院、研究团队一边高唱创新，一边极力维持的制度。如果是你，你不觉得郁闷和绝望吗？而且新的研究项目的立项基本规则就是只许模仿，绝对不容许有原创的东西。既然如此，你待在清华干什么？但回去了能说实话吗？国家培养了你、花了那么多钱让你回来，为个人发展走就走了，这谁都能理解。但走时还要再说中国科技体制有什么问题，居然“抹黑自己的祖国”，那还不得被祖国人民骂个半死！况且如果是被其他别有用心的人歪着利用，那不是让自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能回国的绝大多数人真的都是有着强烈爱国心的，越是出国很久的人往往越爱国。“不要问中国有多少问题！而要问您能为中国解决多少问题？”这个已经被称为是”饶毅之问“，相信颜宁在回国前象很多海归一样被这样的问题揪心。但他们的能力也都是有限的，改变不了太多东西。即使发现了问题，走了也就走了。所以，只能强忍着对祖国的爱把任何想说的话都烂在肚子里吧！

　　如果你自己都不明白的事情，已经决定要走的人能给你说明白吗？

　　清华都这样，那就不止是清华的问题了。这不是哪一个部门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学校的问题，更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SCI标准这套东西当然不可能简单否定。但是，就算在娱乐界，打榜也并非就是一切。这种东西是对初入行者特别重要，一旦拥有一定地位以后，就不能完全以榜单作为唯一评价依据了。王菲还在意榜单吗？那英、刘欢还在意榜单吗？比赛场上的选手很在意榜单，都已经是评委席上的人了榜单还有多大意义？尤其榜单只是一个结果的表达方式，他解决不了最关键的“如何开始”的问题。在西方国家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止是SCI这一套标准，还有很多标准在同时起作用。如果我们缺乏更重要的“其他的标准”，甚至最重要的科学本身的标准，完全只按这一套纯属打榜的标准来建立自己的科技体制、来决定一切的话，那就连娱乐圈也不如，是要把中国的科技地位永远锁定在初赛选手的层次上。

　　因为科技发展的任何政策都需要变成落地的操作规则，而这样的规则在中国很快就会被很多人研究如何把相应的经费变成自己的，其中不乏骗子的行为。出现一次又一次被骗得很惨（类似汉芯等）的事件后，又得在新的规则中越来越“严格”，这样发展的结果就是只有把一切原创的东西彻底地扼杀干净，才有可能完全避免被骗。在过去，就算完全无任何新意地把国外已经搞过的东西重新再搞一遍也没什么，甚至可算是“填补国内空白”、“培养了一批相应领域国内急需的人才”。但是，随着中国要从跟随转向领先，你再这么搞意义和价值何在？

　　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一句让中国人很不舒服的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我们拿什么回击这种预测呢？当然你也可以说，咱不理她不就得了，凭啥把这话那么当真？但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这些早已经是被中国人讨论烂了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了吗？丝毫没有。

　　明白了这些，就会理解为什么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会在出席上海“机械与运载工程科技2035发展战略”国际论坛上说——中国颠覆性技术是被专家“投”没的。“颠覆性技术，这种创新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这些话是当着很多其他院士和专家的面说的，得到最长时间的掌声。本文中谈到的大量”怪异之极问题“其实并不新鲜，中国的学者们普遍都知道，问题只是在于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

5 / 如何冲破屏障？

　　要想形成真正具备科技创新的机制从原理上说并不难，问题只在于你能不能让科学本身的逻辑和规则来起作用，而不是权力、功利、传播、人情等等的与科学无直接关系的人为规则和逻辑。后者当然不可能完全回避，但问题是不能让他们起决定性的、甚至唯一的作用。

　　那什么是科学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呢？这个问题的解决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科学也是一种文化，有很多科学的规则是以文化基因和传统形式存在和延续的。什么是文化和传统？就是它有些是在潜意识中，以人们可能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在起作用的。

　　最早的科学是古希腊科学，近代的科学成熟于英国的科学革命。美国文化基因来自于英国，最初主要的人都是从英国移民过去的。他们有很多对科学的判断可以基于文化和传统，可能连他们自己都不是完全说得清楚是如何做出判断的。必须客观地看到，中国历史上缺乏科学的理性传统，不要以为中国科技部、教育部、大量中国顶尖的高校不想自己判断，真的不是想不想的问题。

　　那么在国外是如何做的呢？他们有很多是通过专家的个人推荐进行判断的。连学校对学生的录取也大量依赖个人推荐的方式。这种个人推荐能够起判断的标准作用，显然就是承认这些个人具有了判断标准的地位，并且它们是无法用其他形式化的方法来固化的。否则的话就不用依赖这种“人治”方式了。这种方法要有效，前提就是这些个人头脑中存在着这些判断标准，并且是以一种文化和传统的默认方式真正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你在中国也搞专家推荐就会完全走样。在中国高考中也曾尝试采用中学权威老师推荐的方法，可是一方面是他们头脑中普遍缺乏这种文化和传统的基因，另一方面在中国太大的人情关也难以越过。你推荐谁不推荐谁，搞不好会得罪人。最后专家推荐全都异化成还是看考试分数甚至就只是高考分数。如果两种标准是完全“等价”甚至就是“等同”的，那专家推荐等于什么意义也没有，纯属多余。

　　SCI、EI发的论文就靠得住吗？在娱乐圈打榜要靠实力，同时也是有技巧的，别以为科技界就与娱乐圈能绝对不同。但凡是有明确指标的东西，中国人都能有极聪明的办法造数据去迎合或绕开规则。在很多SCI论文被撤消的案例中，属于中国人发的论文占绝对多数。“论文被引用数量”，这种数据造起来困难吗？发动圈中好友们多引用一下不就得了。只要你能想得出来的评价指标，中国人就能想得出办法污染它的真实性。

　　国外专家的头脑中怎么就会有这种可信赖的科学判断标准呢？这就像中国人头脑中的儒家文化传统一样，尽管我们经常在反思儒家传统文化不利的方面，可是真到做事情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还是按那一套在搞。我们表面上看西方国家的学者们经常在反思理性文化，在突破“传统思维”，其实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还是深陷在那一套思维方式中。

　　这是不是有些让中国人绝望，没办法了？当然不是，挑战同时也会是机遇。如果我们缺乏这一套深入西方学者骨髓的传统和文化基因，那就得想办法更深入地研究，把深藏在西方学者头脑中、潜意识、基因里真正起作用的“科学精神”“理性传统”“科学文化”等全都彻底搞清楚，变成形式化的、可操作的东西。

6 / 创新为什么模仿不来？

　　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中国人学习模仿能力是很强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模仿一下西方学者的创新能力呢？很遗憾，可能中国整个学术界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一个问题，因为西方学者们的原创思维过程是怎么实现的，到今天为止也没任何西方学者自己能说清楚。

　　罗巴切夫斯基研究欧氏几何的第五公理，最后却原创出非欧几何。这个思维过程是怎么实现的，罗巴切夫斯基到死自己也说不清楚。

　　爱因斯坦、普朗克这些人都是牛顿力学的忠实信徒，但他们却搞出超越牛顿力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爱因斯坦甚至一人搞出两个相对论。

　　有谁听过爱因斯坦和普朗克说清楚过他们自己是怎么实现这种原创性思维过程的吗？没有。爱因斯坦死后有人把他的脑子留下，希望能研究清楚他的脑子是否与他人不一样，但没发现什么值得一提的结果。

　　从数理逻辑上说，一个公理体系一旦确定了最基本的公理，理论上说就决定了这个体系所有的定理，这叫公理体系的“完备性”。后续所有的工作最多就只是将理论上说已经完全决定了的定理一个一个找出来。这个工作当然也是重要和需要的，但原创性的工作本质上是建立新的公理体系。如果一个领域的专家其知识结构完全只限于这个领域的公理体系，怎么可能会去推导出不属于这个公理体系的全新公理呢？因为公理在理论上说就是不可能从公理体系中的任何定理包括其他公理推导出来的，这叫公理的“独立性”。更别说从一个公理体系去推导出不是这个公理体系的新公理了。从科学的逻辑上说真正带来新公理的原创性思维过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很奇怪是吧？

　　不是没人想研究清楚这个问题，我参加过30多年前在石家庄举办的中国第一届思维科学研讨会，这是北京理工大学的田运老师领导的一个学科活动。我在会上还提交过一个如何破解灵感思维研究方法的论文。思维科学当年还是在钱学森倡议下建立的。但参加过这个活动后就发现这个学科的整个思路完全无助于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就没再参加。几十年过去，这个学科基本上也处于停滞状态。无论是从数理逻辑、心理学，还是从科学哲学、科学学、思维科学等所有相关学科中，甚至从创造性思维方法的研究者中，都找不到有任何人把这个问题谈清楚，甚至那怕摸得着边的东西。可以肯定从SCI收录的自1900年以来数以千万计的所有论文中都找不到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文献，甚至那怕是几段话能提供入门提示的。科学哲学界还是在哲学层次提了一些云天雾地的观点，就已经让全球学术界奉为圭臬了。

　　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西方学者们根据一个思维的黑箱原创出来的结果，可是这个黑箱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在我的研究做出之前并没有成型的线索。如果西方学者们自己都没任何人说清楚的能力，中国人怎么学习和模仿？真不是他们故意保密不告诉我们，而是他们自己真的都说不清楚。

7 / 中国的同行评审如何扼杀原创？

　　科学界盛行的都是“同行评审”，以为通过了同行评审的才是专业和可以被认可的。但要理解到一点：国内的同行与国外的同行是完全不一样的。

　　新的原创主要是通过跨学科方式实现。根据吴维民《科学的整体化趋势》（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9）中提供的资料，全世界比较成熟的学科大约有5550门，其中交叉学科总量2581门，已经占全部学科总数的46.58%。

引自张春美等，学科交叉研究的神韵，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12月

　　1976-2000年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里，已经有47.37%来自跨学科研究，并且这个比例越来越高。事实上，即使那些看起来不是跨学科研究的情况里，最初的思想也有大量是来自跨学科的启发。虽然不能说只有通过跨学科研究才能获得新公理体系建立的机会，但不是这种情况的比例极为罕见，属于天才之作，用不着去研究他们是怎么做的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历史和考古领域里的碳14测年法、铀铅测年法、热释光测年法、基因测序法......最初基本上都与历史学科本身完全无关。历史科学研究方法本质上的突破，基本上只可能来自于历史学科之外，而不太可能是历史学科之内。射电天文学的核心技术与天文学的学科基本无关，而是无线电子科学的事情......

海蒂·拉玛

　　这位如此艳丽动人的美女是好莱坞偶象派明星海蒂·拉玛。即使在美女如云的好莱坞，她也属于是“花瓶”级别的，甚至因此影响了她的演技被认可。她出演了36部电影，与大牌名星如克拉克·盖博等都有过很多合作。但知道她的另一个可以让人惊掉下巴的身份吗？——我们今天人人拿在手上的智能手机，使用的3G、4G和未来的5G移动通信最原始的核心技术CDMA（码分多址）的原创发明人及跳频、扩频等技术原理提出者（美国ZL号2,292,387的“保密通信系统”ZL，通过时间1942年8月11日，申请时间1941年6月10日）。这些技术即使在今天也是通信专业人员学起来最烧脑之列的内容！她是怎么想到这些技术思路的？从钢琴等音乐的和声中得到的启示，其ZL文档里可发现一位共同发明人名叫乔治·安太尔（George Antheil），他是美国的钢琴作曲家。这些技术原理就是从乔治·安太尔的钢琴曲中产生的灵感。在中国有可能想象通过音乐与通信的跨学科出现伟大到这种程度的电影明星吗？就算有，她提交的论文里工作单位一栏一看是某某影视公司的电影演员，而且还不是象黄渤这样的“实力派“，是类似景甜这样属”偶象派“的演员写的论文，内容是关于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技术，中国论文评审的同行们还有没有信心至少把论文摘要看完？

海蒂·拉玛的ZL文件

　　自动电话交换机历史的开创者名字叫史端桥，是他原创发明了步进制交换机。知道他本人的职业是什么吗？殡仪馆的老板！中国通信专业论文评审的同行们有任何可能性那怕只是看一眼来自这种工作单位的论文吗？

　　该知道伟大的原创为什么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的原因了吧？怎么可能想象从电子支付Paypal，到电动车特斯拉，重复回收的猎鹰火箭发动机SpaceX，卫星互联网，最后到火星载人飞行这样跨学科的马斯克会出现在中国？

　　如果纯属没有原创，甚至谈不上什么创新的研究结果，在中国的同行评审中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跨学科的话，中国的同行基本都看不懂。因为中国的专家真的只是很专一的专家。但相应的成果拿到国外，国外的同行在他们成长的教育环境里，往往有大量时间和机会阅读属于自己专业之外的读物，因此这些同行是属于可以跨学科的同行。真不是瞧不起中国的专家们，而是他们真的是”太专业“了！

　　我们就以发明SCI的尤金·加菲尔德为例，他本科时学的是化学，硕士学的是图书馆学，博士学的是结构语言学。中国学者们有几个能这么学习的？一般都是本科计算机、硕士计算机软件、到博士就是“复动力系统和算法复杂性”了。别说是跨太远的专业，就是属于相同二级学科下面的不同三级学科，中国的专家都能把不是自己专业的其他三级学科知识过滤掉。所以凡是能通过中国专家同行评审的东西，基本上可以把原创的内容过滤得一干二净。中国专家的这个本事强大得程度你不要有任何怀疑。

　　另一方面，想搞跨学科的中国学者，不管是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还是学历很高的人，甚至是杰出的海归，因为缺乏系统的科学素养和理性基因约束，搞出来的东西基本上只是“民科”的程度不同。甚至去听结构生物学教授施一公院士谈量子力学问题，也能听出民科味道来。这些反过来更强化了只能专而又专的思想。但是，在今天这个科技的时代，如果没本事跨三个以上学科，就别奢谈什么原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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