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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PM10到PM2.5 技术推动新空气质量标准制定
上午10点，记者跟随空气监测员郭慰捷，来到“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国控点”之一的徐汇区上师大站，监测室位于旅游学院6楼楼顶。从这里放眼望去，阳光宜人、绿荫环绕，很多学生在附近的操场上踢足球、打篮球。很难想像，破解PM2.5“环境秘密”的答案就藏在其中。
小郭推开监测室的门，轰鸣的响声扑面而来，两台一人多高的蓝色仪器运行正酣，显示屏实时跳动着环境监测数据。环顾四周，整个房间仅10平方米，除了两台“大部头”外，右墙角还“挤进”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上摆放着几瓶“颜料”，白色的干燥剂、粉色的氧化剂、黑色的活性炭。
每周，小郭按时来监测室收集、统计数据;每次，他要忙碌4个小时。这一天，仍不例外。
“黑辫子”完胜“光脑袋”
仔细打量两台蓝色仪器，很容易发现它们的不同之处。一台机器的上方连接着一根长长的、直接通向屋顶的黑色管道，像极了一条黑辫子。小郭说，这台机器就是今年6月份“初露锋芒”的PM2.5监测仪。而它旁边那台“光脑袋”机器，则是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大展拳脚”的PM10监测仪。
从PM10到PM2.5，所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更迭，也是环保理念的更新。对于大多数市民而言，PM2.5曾是一个陌生的抽象名词。而今，人们即便不能说出其准确含义，也大多知道它是目前评价空气质量的关键依据。而监测手法，更要与时俱进。
“PM2.5监测仪的优越之处在于，增加了‘颗粒物中挥发性组分’的一项测定功能，专业说法称为‘补偿值’。”小郭介绍说，由于空气中的水汽也会卷走一部分颗粒物，所以，PM2.5监测仪在囫囵吞下空气后，不仅会像PM10监测仪一样，统计干燥空气中的颗粒物，还会同时测量出水汽中带走的颗粒物，最后算出总和。
小郭一边讲解，一边指向显示屏上的两组数据：“Base：28.85%;Reference：4.88%”，分别代表颗粒物的总数、补偿数。 “这是新仪器最先进之处，使颗粒物的监测数据更加精确。”他说完，又轻轻拍了拍机身，“多亏了‘黑辫子’帮忙，全靠它挑出‘干货’。”
记者顺着“黑辫子”的方向，小心翼翼地爬上简易而陡峭的扶梯。来到顶楼平台后，几个三脚架映入眼帘，上面的“双层帽”就是最关键的数据采样头。 “双层帽”捕集空气后，由“黑辫子”内部的两把“筛子”过滤出细小的PM2.5颗粒，传送给分析仪器，再分别计算出CO、SO2、臭氧、氮氧化物的含量值。
除了小郭所在的徐汇区上师大站，其它9个国控点分别安营扎寨于学校教学楼、居民区、社区文化中心、公司大楼乃至宾馆的楼顶。它们从四面八方“交织”成一张联动的网，将每小时监测到的原始PM2.5值，不间断地传输到市环境监测中心的日报室，依次经过数据审核人员和日报员的审核、统计、分析，最终发布小时浓度值和日均浓度值。
新空气质量标准应运而生
监测PM2.5到底派什么用?打个比方，一根头发的横截面可容纳20个PM2.5颗粒物。因其粒径小，且来源于日常发电、工业生产、汽车尾气排放等过程中经过燃烧而排放的残留物，所以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相较于PM10要更大。
城市大气问题，与其能源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上海地域狭小，却承载着高数量的人口和高密度的大气污染源。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在推进大气环境治理方面的“步伐”，一直没有松懈下来。
市环境监测中心总工程师伏晴艳以隐藏在市民身边的PM2.5来源——机动车为例，由点及面地向记者回顾了上海在“十一五”期间的大气环境保护工作。“2006年在内环内实施高污染车辆限行的基础上，2009年将高污染车辆限行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中环路及以内区域;2007年，组建环保、公安联合执法队伍，开展机动车道路抽检及冒黑烟整治工作;2009年新车提前实施国IV排放标准，本市全面供应沪IV车用燃油，从源头控制机动车尾气污染……”
上海在前4轮3年环保行动计划中，已经交出一份满意答卷：2011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92.3%，为12年来最高;空气污染综合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2011年较2000年下降25.8%，较2008年下降18.6%。
目前，大气已经完成从“脱贫”奔“小康”阶段。对此，“粗放型”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精细化”、“复杂化”的空气质量指标监测和发布被提上日程。因此，PM2.5、CO、臭氧等新空气质量标准的推行应运而生。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压力，因为，要把空气质量优良率“抬” 高、“抬”得更好，的确需要付出更多的投入、更大的精力、更长的时间。
2012年，上海大气环境治理正在昂首阔步迈入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