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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光炽：一位真正的学者

2007.9.03

学术民主的领导

“我先来谈吧。”

8月24日，在广州地化所的会议室里，一场悼念涂光炽的座谈会刚刚开始，研究员杨蔚华第一个发言，但是说出刚才那句话之后，他却哽咽着不能言语。足足一分钟之后，杨蔚华才开始回忆和涂先生交往的经历。“我只说一点，那就是涂先生的学术民主作风，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在学术上、思想上的民主作风是涂先生在地化所积极倡导的。地化所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与涂先生这种做法是分不开的。杨蔚华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不少其他单位的人也来参加。“那次会上，涂先生的观点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就上台发言，和他辩论。这让其他单位的人感到非常吃惊：‘你们胆子怎么这么大，敢和涂先生辩论？’我就说，这没有什么，在地化所一直都是这样。”

“对不同观点，涂先生向来不会急于下结论。”刘义茂说。“文革”时，地化所的年轻人就把涂先生这种工作方式编成一个顺口溜：“不用重锤敲，要下毛毛雨。”这一点，刘义茂深有体会。1972年，全国稀有元素会议在地化所召开，除了科研部门，生产部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双方的意见不一致。涂先生就表态说：“学术性的东西不是一时就能作出结论的，要靠实践来检验。”1973年，地化所在涂先生带领下开始总结华南花岗岩，刘义茂参与了这项工作，他有不同观点就提出来，涂先生从不随意下结论。

研究员张宝贵说：“有一件事，我觉得不是谁都能做到的。那就是，涂先生这一生，从来没有在人前人后评论其他人。”通常搞学术研究的，都有自己的学术观点，但是涂先生对其他人的学术观点从来不妄加评论，不会说谁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对研究生，他也非常看重学生们自己的想法。

地化所研究员杨科佑回忆，“文革”结束后，涂先生带着队伍到海南研究富铁矿。此前海南已经有了一个超大型矿床——石碌铁矿，当时提出要“在海南再找一个石碌铁矿，在石碌铁矿再找一个北一矿体”。但是根据实地考察，杨科佑发觉，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于是他和涂先生说：“徒弟我就不去参加总结会了。”涂先生默许了，也默认了杨科佑的观点。后来的事实证明，杨科佑的观点是正确的。

20世纪80年代初，涂先生组织对华南花岗岩进行研究和总结。当时全球地学界都流行板块地质构造学说，很多地质问题都借用这一学说来解释。杨科佑研究的是地质构造，涂先生就问他：“老杨，在花岗岩成因的研究中是否能用板块构造学说来解释？”杨科佑查看了一些资料，告诉涂先生，如果用板块构造学说来解释华南花岗岩，会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涂先生听了之后说：“那就按照你们说的来做。”因此，华南花岗岩的总结工作就没有用板块构造学说。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

战略思考的大家

1981年，涂光炽院士被选为新一届中科院地学部主任。孟辉（院士工作局原副局长）就在那个时候调到地学部办公室工作，从此和涂先生的接触多了起来。直到1996年涂先生从主任的位置上卸任之后，仍然在院士工作局工作的孟辉还和涂先生一直保持联系。“他的思维、影响、经验都还是我们需要听取的，每逢遇到大的事情，我们还会很及时地向他通报。新主任对老主任非常尊重，所以我们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时间久了，感觉他就像自己家里的老人一样。”回忆起涂光炽，孟辉感到特别亲切。

“作为地学部的三届主任，他考虑问题总是从全国地学事业发展的高度出发，谁有能力，谁更适合做某项工作，就让谁去做。他对中国地学的规划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裘愉卓告诉记者。

“他是一个指挥家。”孟辉告诉《科学时报》记者，“1993年2月，我们着手中国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策研究，这个题目不简单，在地学部的咨询工作中，它是战线最长、人数最多、产出也最丰富的咨询研究工作之一。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再到黄河三角洲，从南方走到北方。周立三、黄并为、吴传君等十几个院士都参加了。涂先生把我们这支队伍送到广州，临行前嘱咐我说：你要做好幼儿园园长哦！他的意思是让我把这些老先生照顾好。”

“这样的考察，偏向经济地理学的角度，不是涂先生的本行，所以原则上他一般不轻易发表意见，但他一定会推荐该专业的院士参与这个事情。而在研究整个战略布局上，他是要把关的，在全局的把握上和路线的设置上，他都会认真聆听。”在孟辉的眼中，涂先生无疑具有战略指挥家的思维。

“他的学识非常渊博。尽管他是搞矿床地球化学的，对地球物理、海洋学等却也都非常了解，但是他不会轻易在自己本行之外的领域发言。作为领导，他能容人，会用人，能做到人尽其用，发挥所用的人的所有长处。”裘愉卓说。

我国的海洋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国际上对海洋尤其是深海的研究已经走在了前端。国外科学家可以将海底的资源状况弄得非常清楚，我国因为没有条件和设备，对自己的情况都还不了解。在这样的背景下，涂先生胸怀博大，眼光高远，提出了“上天、入地、下海”的研究方向。他提倡发展遥感、卫星等对地研究；提倡发展陆地深部问题研究，用新技术、新手段来开采矿床；强调深海问题一定要解决。这个发展远景提出后，涂先生亲自逐一听取这些领域的院士们的汇报，考虑地学部应该如何入手进行咨询。

作为涂先生第一个博士后，周怀阳清楚地记得，涂先生亲自上过“雪龙号”，认真听取有关海洋方面研究的汇报。“是他指出了这个研究方向，但是每次我向他汇报工作，提出问题的时候，他都说：我不懂，不知道。”

对待我国地学事业的整体规划，涂先生有战略家的思想；对待一个研究所的发展，他也有长远的思考。中科院广州地化所研究员张湖告诉记者：“有一段时间，涂先生是地化所的核心、灵魂人物。对所有战略性的课题，地化所都会组织一批精干的人围绕涂先生开展研究，这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化所模式’。”

1971年，陈鸿德和李长生向当时的所长涂先生作工作汇报，提出建立环境化学实验室的构想。去的时候，两个人都很担心涂先生会不高兴。“但出乎意料的是，涂先生非常支持我们发展环境地球化学这一新的分支，后来这个实验室成为地化所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而涂先生自己所在的矿床地球化学实验室，多年后才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地化所原副所长孙静溪告诉记者，1991年，涂先生当了地学部主任后，仍然非常关心地化所的发展。她手里拿着一封涂先生写给当时的所长欧阳自远、书记李加田等人的信，这封信是在整理涂先生图传的过程中发现的。从信中可以看出，涂先生对当时地化所的发展忧心忡忡，他还谈到了一些细节问题，叮嘱当时的所领导要抓紧落实和解决。

他这样培养人才

“没有涂先生，就没有矿物学研究的今天，也没有我本人今天能取得的成绩。”谈起涂先生，中科院院士谢先德满怀感激之情。

“涂先生培养人和现行的做法有很大差别。”作为涂先生早期的弟子，欧阳自远这样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他和涂先生第一次见面，探讨的是课题，涂先生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尊重学生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我当时想做长江中下游地区铜矿和铁矿的成因，涂先生告诉我，这个题目挺难做的。我说，本科的论文写的就是这个题目，还想继续做下去。他就同意了。”欧阳自远回忆，涂先生特别反对让地学专业的研究生听课，他强调自学，强调动手。

1956年，中科院广州地化所研究员王秀璋被分配到中科院地质所工作。解放后，涂先生在所里成立了培养干部小组。他要求大家学俄语，每人每天要花至少一个小时学习俄语。每周都要在所里举行学术活动，让大家来作学术报告，总结最近的读书体会，介绍自己的课题进展等等。

1957年，中苏合作考察乌苏里江，涂先生决定让王秀璋做中方队长。王秀璋心里打鼓，担心不能胜任此职。涂先生给他做工作，说：“你看谁能做嘛？”可是当时参加考察的都是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我很感动，因为不压担子成不了材。”最后，王秀璋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学术和组织能力都迅速提高了。

1962年，在涂先生极力倡导下，地化所成立了高温高压实验室，因为涂先生认为对地学研究来说，只靠野外观察还不够，应该多作实验。涂先生曾对赵斌说，“实验地球化学如果得不到发展，就会给地质矿产等研究拖后腿。”小小的实验室，有四五个人先后被涂先生送到美国学习，水平很快上了一个台阶。

“涂先生在地化事业对外开放上功不可没。”说起涂先生，曹荣龙这样评价：“1982年，地化所最早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订立协议，每年交换培养学生，国际合作的局面一下就打开了。”广州地化所曹荣龙也是交换培养计划中的一员，他觉得，通过出国学习，大家的思想面貌一新，眼界大开，整个实验室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在那时，涂先生在所里狠抓英语学习。地化所原副所长赵振华还清楚记得，有一次，地化所的研究人员要去日本开会，写了英文的摘要准备投过去。涂先生让赵振华把摘要拿来，他看了之后，直接把摘要递给赵振华，说：“你看行吗？”原来是这些摘要的英语水平太差。于是，涂先生找来负责此事的副所长，说：“今后凡是参加国际会议的摘要，都要给我过目。”从此以后，涂先生在所里严格执行了英语口语和笔试的考试制度，并且亲自当考官。这种威慑力，使得当时所里的年轻人都奋力学习英语。

广州地化所解广轰告诉记者：“涂先生告诉我要抓主要矛盾，抓代表性，这让我在工作中感到受用不尽。”同样，没有涂先生支持，中科院广州地化所另一位研究员胡霭琴就没有机会出国深造。她含着泪说：“涂先生为整个地球化学事业和矿床事业鞠躬尽瘁。”

1979年到1988年，广州地化所陈毓蔚在涂先生的领导下做负责地化所行政管理的副所长。“这段时间对我的成长、成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学化学出身的科研人员，陈毓蔚坦言，虽然没有在涂先生直接指导下进行过科研工作，但却非常钦佩他的学识。当时的地化所围绕涂先生，无形之中形成了几个研究体系，最终衍生出12个分支研究室。

涂先生在地学部担任主任的时候，也非常善于培养年轻人。当时有些咨询活动是学部的年轻人主动提出的。他们有新的想法就会跟涂先生讲。孟辉回忆：“我印象很深，他双手交叉拖着腮，会一直听我们说，最后点点头：‘我看可以吧，我们再商量。’意思就是还要听副主任们的意见，集体决定。这是民主、放松、负责任。感觉给涂先生做参谋助手，很愉快，提高很快。”

孟辉觉得，她自己从一个不太懂人情世故的年轻人成长起来，涂先生的生活作风对她个人的熏陶非常大。“他什么事情都很放手，先让你自己思考，提出方案，他只是讲好原则，遵循这个原则，如何具体实施，那要求我们想好以后和他讨论，他听后给出修改意见。”

涂先生早就是成熟的战略家了，但他更鼓励年轻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使自己已经有了很好的想法，也不立刻独自拿主意，仍然耐心引导年轻人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法，并给予很大的鼓励。“在这一点上，我自己的体会很深。”孟辉说。

除了积极培养年轻人，涂先生还积极举荐人才。1990年，涂光炽积极支持争取第15届国际矿物学大会在中国召开，申请成功后，又积极支持中国的矿物学家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发言权，并主动推荐年轻人到国际组织任职。

早在1989年3月，谢先德就发邮件推荐涂光炽为第15届国际矿物学协会（IMA）主席候选人，但是，他没有想到，涂先生同年给当时的主席和秘书长同时发出了邮件，推荐谢先德做下届主席候选人。当年8月25日，主席和秘书长都给涂先生回信，同意了他的推荐，使得谢先德成为当时国内唯一的国际学术组织负责人。

事后，涂先生对谢先德说：“我原来没有告诉你，因为那时我还没有把握。”这件事，这句话，给谢先德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平易近人的长者

“我经常在想，有什么词汇可以高度概括他。他看上去平静如水，但实际上激情满怀。借助地学的语言，就是‘外表像是一马平川，但深部是热液翻腾’，犹如岩浆涌动，无时无刻不是向上的，活跃的。”孟辉说，“涂先生话很少，从来听不到他说出豪情满怀、壮志凌云的话语，也回忆不起来他曾慷慨激昂过，我的印象里是没有发表过长篇大论的观点、见解。但是他的内涵非常丰富，智慧过人。”

常言道：同行是冤家。但是，国内外地学界都很尊重涂先生。不论原冶金部、地质矿产部，还是大学、研究所、生产部门等都和涂先生处得非常好，涂先生也愿意和各行业的人和谐相处。

“作为一个地学界的科学家，一生没有离开过山山水水，不断地在野外考察。”说到这里，张宝贵的声音哽咽了。到贵州汞矿考察，涂先生只有身上穿的一条外裤，一天早起，发现裤线开了，就自己用针线补。涂先生的司机个子高大，涂先生自己神情平易，衣着简朴，经常有人以为司机是涂先生，走过去握手。

涂先生给中科院广州地化所研究员李锡林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艰苦朴素。1957年，涂先生因为在自家煤气中毒，身体不适，所领导派李锡林到涂先生家里陪他。这时候，李锡林才发现，原来涂先生的家里如此简单，只有两把藤椅，一张床，一张桌子，再没有其他家具，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大科学家。

1956年，涂先生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了广大青年的关注，一时间涂先生成为又红又专的偶像。就在这一年，付萍秋有幸分配到地质所工作，在第一次听涂先生的报告时，她是怀着崇拜的心情去的，至今她印象深刻，报告很短，但深入浅出，信息量非常大，听报告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

“我恭恭敬敬地做了涂先生半个世纪的学生。”付萍秋说，涂先生对晚辈从来都很尊重。1986年，地化所20周年大庆，组织了很多学术报告。当时地质化学上提出准晶态的概念，大家都不太了解。付萍秋的学术报告就是要介绍这个概念。“我没有想到，涂先生也会关注这方面的内容，他专门问了我，并且在我作报告的时候亲自到现场听，从头到尾都非常认真。”

后来，付萍秋做了涂先生的近邻，她住在4楼，涂先生住在3楼，涂先生有时就和付萍秋开玩笑说：“你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们见面或者打电话，付萍秋问：“涂先生，你还好吗？”涂光炽总是回答：“我还活着。”有一次，付萍秋和老伴都在家生病，涂先生听说了就上去看他们。“他对很多人都是这样关心。在北京的时候，只要有认识的老同志住院了，他都去医院探望。”付萍秋强调。

付萍秋是云南大理人，涂先生因为在大理待过很长时间，学会了大理话，就经常用大理话和付萍秋攀谈。有一次要去云南工作，他就说：“我要上你们大理，你有什么事（要办）？”付萍秋说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事情这样过去了，付萍秋也没有多想。几年后，涂先生又要去大理，再次说：“上次我去看你的老母亲，没有看成，我这次还要去大理，你还有什么事要办吗？”付萍秋说，家里只剩下一个哥哥了。直到涂先生出差回来，付萍秋仍然没有在意。几个月后，她收到哥哥的来信，这才知道，涂先生途经当地，通过招待所帮忙找到她哥哥工作的单位，这才找到她哥哥。哥哥的来信中说：“你们的教授太平易近人了。”但是这些，涂先生都没有和付萍秋说过。

几年前，孙静溪患了癌症，医生说癌细胞已经全腹广泛转移，“判了死刑”。这个时候，涂先生到北京的医院看望孙静溪，并且给她题字：“共勉。”意思是鼓励孙静溪要坚强，要和他一起面对病痛的折磨。在这样的情况下，孙静溪终于战胜了病魔。

8月19日，涂先生的长子写下了一篇题为《子女对慈父的怀恋》的文章，文中写道：“我是父亲的长子，他给我取名勘，勘探的勘。这是父亲挚爱并终身从事的事业，我也遵循他的足迹。”

“父亲走了，他走得很安详，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今年四月得知他病重，我赶到病房时，他见到我，说了一句‘你来了’，竟成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句话……亲爱的父亲，您放心地去吧。我来了! 我们都来了！您的事业后继有人！您的英名将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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