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土壤修复带动万亿市场 保护法已列入计划
2013年5月，广东省工商局、质监局共抽检出31批次镉超标大米。其中14批次来自湖南。样品大米中镉含量符合国家标准的仅为64%。当有媒体进一步曝出湖南13%土地遭重金属污染，湘江镉超标达1800倍的消息时，农民们终于明白了：是他们依赖生存的土地出现了问题。可土壤的污染远不止这些，黑龙江的农民曾经因为“捏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子也发芽”的黑土地而骄傲，如今这片黑土地和全国许许多多的农田一样正在面临水土流失、土层变薄、肥力下降等问题。而这一切都源于各种污染。
这两天，北京的雾霾频频地向两会各位代表和委员宣战，不时的在提醒着人们还有它的存在。当代表委员热议空气污染的时候，当记者的镜头都对准雾霾的时候，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吴仕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农村的土壤污染比雾霾更为严重，而环保部门调查多年，却未有结果。他建议将土壤污染加入政府工作报告,尽快查清。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戴天荣，他向大会递交了8份议案，其中6份直接或间接与农村的土壤污染有关。在戴天荣的议案里，打头的一份就是“关于加快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议案”，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单独的、完整的关于土地污染防治的法律。
这两位代表提出的，正是所有靠土地吃饭的农民急切想要了解和解决的：我们的地到底污染成什么样儿？怎么治理才能恢复地力？同时在我们《三农中国》的短信平台上也有不少农民朋友要求国家公布土壤污染分布图。
土壤环境保护法已列入立法计划
去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环保部正在抓紧编制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行动计划，这是继大气污染行动计划和正在编制的水污染行动计划之后的又一个重点污染治理计划。“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行动计划的总思路是以保障农产品安全和人居环境健康为出发点，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为核心，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努力遏制土壤污染的扩大趋势。”吴晓青说，加大土壤污染治理和利用的环境监管，保障农产品安全，加大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加强污染治理和修复，是在治理方面要采取的措施。
“目前土壤环境保护法已经列入本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目前已形成初稿，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快立法进程，为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吴晓青说。
近几个月来，由中国环保部权威发布的《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政策》再次引发各方热议。该文认为，在各类环境污染中，土壤往往是zui终的污染受体：水、大气等受体的污染物均会陆续转移到土壤中，此外，区别于空气和水，土地污染不易转移，无法通过自然流动进行大规模降解，不仅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而且对人类生存的危害也是毁灭性的。
根据国务院出台的相关规划，到2015年，我国应全面摸清土壤环境状况，建立起严格的耕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土地保护制度，初步遏制土壤污染扩散趋势，确保全国土壤环境调查点达标率不低于80%，建立土壤环境质量定期调查和例行监测制度，对60%的耕地和所有50万人以上饮用水水源地土地展开监测，到2020年建成国家土壤环境保护体系。
宏观政策的利好无疑为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力量，面对日趋严重的污染和巨大的潜在市场，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副总、高级工程师李书鹏显得既兴奋又忐忑，“污水治理了多少年？大气治理了多少年？但问题还非常多，几十年都无法彻底解决！”
修复市场前景广阔
但在土壤污染调查领域，近两年却动作颇多。过去，我国曾多次大规模调查土壤污染情况，并于2013年12月底透露了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的部分数据。“主要问题还是调查的尺度太大，平均下来几十平方公里取一个点，代表性不够，相比较而言，日本污染土壤的面积调查单位是2.5公顷，中国台湾地区是1公顷。现在国家应尽快建立污染场地名录，发现一个上报一个，修复一个删除一个，要有一笔清晰的账目。”李书鹏如是说道。
责任人界定的困难正是目前“付费难”乃至土壤修复难的症结所在。由于土壤污染多数是几代企业形成的累积效应，很多企业早已不复存在或改制，而处在zui弱势的农民，不仅要承担污染造成的严重后果，还要背上“毒大米”、“毒蔬菜”的指责。
在这方面，美国的例子也许可以为我国提供借鉴。1980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这项法案规定在美国全国设立“超级基金”，基金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国内石油生产和进口税、化学品原料税、环境税等，这项税种的收益同时定向投入到“超级基金”的托管基金，每年按实际需要的比例进行投放，用于全国土地的修复。
根据土壤修复发达国家的经验，土地保护成本、土地管理成本、修复成本之间的比率一般为1:10:100，按照这个比率，如果预防土壤污染需投入10万元，那管控污染则需要100万元，如果土地已被污染而需进行修复，则需要投入1,000万元。国内很多专家也都表示，要吸取大气和水污染治理的经验教训，尽早采取措施，多从预防上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