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立秋：付出代价也要维护科学的纯洁性
慕尼黑工大 孟立秋教授
近日，就科研项目评审实践问题，科技日报记者专访了慕尼黑工大孟立秋教授。孟教授结合她6年来在慕尼黑工大副校长任上的工作经验和个人的思考，深入剖析了相关案例，让人深受启发。
科研项目该如何来评估？世界各国都在探索最公正有效的办法。这里面涉及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评估标准怎么定；二是谁来评。评估标准不能仅看文章，或是ZL。以前的一些作为评价的最基础的东西现在被过度的商业化和媒体炒作歪曲了，急需建立一套更加综合和符合时代特点的评估体系。至于做评审的人，一定要找那种品德高尚、敢说良心话的科学家。应该通过评审人才库的不断筛选，把那些没有科学操守的人淘汰出去。
不能简单地套用评估指数
科技日报：孟教授，作为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您一定参加过很多评审？
孟立秋：的确参加了德国境内不少类型的评审工作，它们既包括不定期评人、评项目或者评整个科研机构的任务，也包括作为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一员定期参与的评审活动。人才评选比如作为洪堡基金会的评审委员会成员，来面试和评选每一年的洪堡学者。项目评审比如德国自然科学基金会（DFG）的重大战略项目（SFB），它类似于中国的“973”项目。机构评审是指某个联邦政府下属研究所或某所大学的学院的整体调查和评估。另外，我也作为成员参与一些决策顾问委员会的常务活动，每个任期通常为三年，比如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的评议会，波茨坦地学研究中心（GFZ）的监事会，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的评议会，还有两个马普研究所的监事会。
科技日报：您认为科研项目应该如何来评估？
孟立秋：科研项目的评估是一个难题，世界各国都在探索最公正有效的办法。这里面涉及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评估标准怎么定；二是谁来评。就目前的现实来看，评估标准不能仅看文章数量、ZL数量和获奖数量。以前一些并不完全量化却行之有效的评价基础现在被歪曲了不少。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更加综合的评估体系。
科技日报：为什么不能仅看文章和ZL，这些不就是研究成果最直接的体现吗？
孟立秋：抛开那些本来就不能用文章和ZL来衡量水平的专业不说，相对于定性指标，量化指标有一定的客观性，也容易比较，平时工作十分繁忙的评审专家只要根据量值的高低就能不费时不费力地作出结论，即使有失公平，也因为有了这些量化指标作为依据，不用担心被追究责任。然而，凡有常识的人都明白，一两个量化指标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充分体现一个人的科研道德及其成果的好坏。但很多人认为，量化指标总比完全没有指标强，在一个经济主宰一切的当今社会，这就导致了不少科研单位为了图省事把量化指标作为方向标的现象。在国内外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很多评审制度被公式化了，变成了生产线。
就发表文章而言，有专门的翻译机构可以帮助你把文章翻译成非常标准的英文文章。其结果是，有的人即使英文不过关，也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发表大量有国际影响力的文章。文章数量越多的研究者可以拿到更多更大的项目，然后继续用课题费请人翻译发文章。固然，利用翻译服务传播科技思想的作用应当得到肯定，但这样的研究者却很难直面国际评审的提问，更不用说代表所在国参与国际评审工作了。
关于ZL，众所周知，ZL有国别的影响，各国的审核尺度不一样。有些研究者把ZL当成了和企业进行交易的筹码。某些企业需要一定数量的ZL应付行业测评，质量论证或者进入地方百强企业的名单，因此肯出钱购买和企业并无直接关系的ZL。而大学的科研人员则把卖ZL获得的创收用来改善自己和员工的生活。评完奖，升完职，ZL就完成使命，锁进抽屉里，跟知识的商品化和造福社会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的一种“互利”合作完全违背了ZL和创新的宗旨。
科技日报：某一篇文章的实际价值，与他发表在什么杂志上面是否有关系？影响指数高的杂志读者多，被引用的可能性也会高一些，不是这样吗？
孟立秋：国际学术界面临的尴尬是，评审者往往用刊登文章的杂志影响力而不是文章本身的科学价值来判断一个人的科研水平。固然，一份杂志的影响力是靠已发表的高质量文章积累换来的，有时候一期杂志里出现一篇轰动性的文章就很可能把杂志的整体影响力提高一大截。新的文章要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被收录这点无可非议，这和考入名校是一个道理，但也并不说明完全没有“挂羊头卖狗肉”的误区。在已经成为品牌的杂志上发表新的文章既需要自己的实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借着前人或他人的光。在我看来这就像以一个人一身的名牌来判断这个人很富有一样。有可能是这个人自己辛苦赚了钱，但也有可能是他家里有钱，还有可能是他借了钱或甚至偷了钱。我们是不是更应该问钱是怎么来的，而不是名牌本身。
文章的价值可能指某种对社会有益的正价值，也可能指尚未得到充分验证从而引发的争议。科技文章的引用次数高和文章的价值会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但不同领域的读者群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因此，它们所对应的文章的索引指数并不可比。如果硬要比，势必会伤害那些冷门专业的科学家的热情，迫使大家放弃自己的追求，跟着大众一起赶潮流。另外，文章的价值不一定体现在它的原创价值上。能够识别和理解原创性成果的专家数量必然是极少数。因此，原创性的成果往往在其开始阶段反而是被冷落的或者因为保密的缘故不可以随意公布。像《自然》《科学》这样的杂志，它的不少内容是综述性文章，介绍某个学科或成果前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由于综述面很广，语言必须尽量大众化，吸引不同层面的读者，特别是在读博士生。综述性文章写起来很苦，它们的作者基本上都是高屋建瓴的顶级科学家。名家的作品被传播的可能性大，加之杂志的读者面广，被引用数也会高很多。但这只能说明综述性文章是原创性成果的宣传推手，它本身不一定就是原创的。
此外，我们必须警惕很多制造出来的引用数，比如自引用，就是在自己的后续文章里过度引用自己以前的文章。有的科研团队要求队员们尽量互相引用，不管内容是否相关。同理，有的出版社明目张胆地要求投稿人尽量引用本出版社的刊物，从而提高来稿的录用率。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科学的亵渎。照这样发展下去，科研体系不崩盘才怪。现在其实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
付出代价也要维护科学的纯洁性
科技日报：除了评价标准要更加公正客观，由谁来评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孟立秋：决定由谁来评的确很难。这其中一定要坚持一些硬性的规定，例如不能有偏袒，就是要由没有连带关系的人来评。但这不是说为了要把利益关系切割清楚而去找一个不懂行的人来做评审，那样就真成了盲审。理想的评估人必须既公道，又懂行。事实上这样的人有的是，问题是如何把这些人找出来。这应该是人才管理团队主要任务之一。
你和一个人相处时间长了，或者你经历他所组织的事情多了以后，你就会对他有一个判断。很多人的判断加起来就可能是一个很中肯的综合判断。比如，当大家平时在餐桌上吃饭时说到某一个科学家时都竖起大拇指，那说明他是个无争议人物。但无争议人物有两种，一种是老好人，另一种是品德高尚又思想独立的人。假如就连那些经常挑剔的人都说某个人无可争议的话，那这个人无疑是评审任务的最佳人选。我在德国遇到的评审人员绝大多数无论是文化、专业背景，还是品格都非常过硬。
科技日报：直言不讳的人以后还会被请去做评审吗？会不会出现逆向的淘汰？一般来说讲好话的人总是受欢迎的。
孟立秋：搞评审就是要找那种品德高尚、敢说良心话的人，否则评审就会变成形式主义。但良心话可以以不同方式讲出来，最好是以理服人的方式。性格过于孤僻又不善言辞的学者在业务上可能是一把好手，但难以胜任评审工作。而那种和稀泥、以相互利益为主的行为只会带来良心上的折磨，使我们走向堕落和腐败。如果评审中掺杂了利益、关系和交易，那就会变成一件使所有的参与者都很痛苦的事情。评者不光明磊落，赢者就不理直气壮。对于科学家来说，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他应该以科学质量为重。因为昧一次良心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最后把自己的人品给弄坏了。真正品德高尚的人从维护科学尊严的角度是没有一点商量余地的，但他们在做人方面却并不一定是咄咄逼人的。我见过不少大科学家，包括一些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情商也极高，很关心爱护学生和下属，低调谦虚，肯牺牲个人利益，顾全大局。否则他们怎么会赢得公信力，连那些经常挑衅的人都没有异议呢？
科技日报：您的意思是关键看一个人的人格和道德。
孟立秋：对。但如果我们言行不一致，空谈人格和道德便很容易让人觉得虚伪，还不如老百姓说“我爱名利，我就是俗人一个”来得质朴和直率。每个国家其实可以不断完善一个专家库，其中包括对科学家的个人品行的评价，一旦发现违规就把他永久剔除出这个专家库，使其丧失在国家重大项目上做评审的资格。另外，这种专家库还应该有轮岗制度，避免某些人长期把持某个领域，从而产生惯性。
我们也要避免缺乏监督机制的自评自估。就中国的科研评审现状而言，形成让国际专家参与评审的机制很重要，旅居海外的优秀中国学者也不少，信息的透明和保密规则执行得当的话，他们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在实施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没有利益的关联，要优先选择那些无法被收买的人。有些海外学者与国内有千丝万缕的合作关系，难免包括某些直接的利益诉求，比如打算回国参与各种计划，获得项目资助或者奖励等等，只要稍微把持不住就有可能丧失公正心。怎样避免“入套”其实是对人品的一个考验。国家的科研体制也要通过完善和执行法规为海外学者营造一个良性的学术评审环境。
德国如何评审重大战略项目
科技日报：孟教授，您能否介绍一下德国是如何评审重大战略项目的。
孟立秋：德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有一类被称作SFB的项目，可以翻译成特别研究领域，它主要面向基础学科，类似于中国的“973”项目。这类项目由一个地区的大学和研究所根据国际上的前沿课题和重大科学问题，集中学科优势协同申请, 获得资助的话，整个项目可以分期进行，每期为7年左右，若通过中期评审，项目可以持续十几年。一个SFB项目大概会有20多个子项目，每一期的资助额度通常是几千万欧元。资助费用全部用来按工资标准雇佣研究人员和购买项目必需的特殊设备。没有一分钱可以作为申请人的外快。由于慕尼黑工大申请SFB项目很活跃，我获得一些机会以学校管理者的身份见证最后一轮的里程碑后评审。
具体来说，从立项到申请，涉及到的人很多，所以需要一个项目负责人。首先这人会与德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有一个大致的专题讨论会。基金会负责SFB的业务部门要预估一下这个项目够不够分量，经费申请合不合适等等。SFB项目还有一些硬性的标准，比如考察这些申请者曾经做过的工作。如果觉得够分量，那接下来就好好写申请。然后有一个评审和答辩的过程。项目负责人要介绍各个子项目的主要内容、期望的成果、子项目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子项目对整个核心研究主题有什么样的贡献。评审时每一个子项目的负责人，包括参与子项目的工作人员都要参加并回答有关的提问。
德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本身有一个几千人的评审人员库，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新一次。每年新毕业的博士会自动进入这个评审人员的候选库，作为第三梯队成为一个可能的评审人员。此外，人员库里还包括各个专业的著名教授、海外的德裔优秀科学家、人品高尚的顶级科学家以及这些顶级科学家推荐的科学家等等。对于某一个SFB项目，基金会会从这个库里选大约10个人进行评审。一般来说SFB项目的评审者大部分都是那些经验比较丰富，有开阔专业视野的人。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并不合适，因为他们大多只在自己的专业上钻研过，还达不到见多识广的程度。
评审一般进行两个整天。先是逐个子题目的答辩，然后评审者集中到一个地方去打分。打分时要注明理由，为什么这么打分。比如根据这个人目前的业绩，他在世界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算顶级的呢，还是仅比一般情况好一些，或者是在上升阶段。这个理由必须让外人听着都能信服，而且要有很多事实。在这个过程中德国自然科学基金会要派人监督，把这些理由全部记录下来。
科技日报：为动辄数千万欧元的项目作评审，基金会得给这些评委们多少报酬？
孟立秋：没有任何报酬。而且很多著名科学家还必须放下手头的各种工作，从外地或外国赶来。当然，评审时间通常会提前一年左右就跟他们约好。只要没有特殊理由（比如身体原因），基金会只报销经济舱的机票，不管飞行路程多远，评审成员的住宿标准也按普通教授的待遇计算，超过部分自理。比如汉堡那样的大城市的住宿标准是一晚不超过90欧元。有一次我自己因为忘了在指定的旅馆预订房间，结果住宿超标10欧元，只好自理。我也遇到过在同一个城市有连续两次但不同项目的评审活动，中间有一天轮空。那一天的费用我也得自理。
科技日报：没有报酬！让这么多顶级的科学家花两个整天的时间，他们还有积极性吗？
孟立秋：说实话，没有劳务费这个规定的确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积极性。倘若一个科学家同时得到两项评审任务，一项是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任务，另一项是来自工业界的任务，前者可能需要他花一周的时间却分文不收，后者可能只需要他花三天的时间，报酬相当于他的月薪。一般人肯定会仔细掂量一番。专家们何尝不希望他们负的责任以及付出的劳动能够得到某种象征性的认可。但大家也承认，报酬是个很敏感的话题，如果给了，大家又会为给多少而争论，所谓不患寡，患不均。争来争去人就不知不觉地变俗了。
德国的科学家们不论名望多高毕竟仍是工薪阶层，如果为了致富的话，他们恐怕不会选择在学术界工作。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就论述过，“如果把科学当作职业，人们一定会很失望。但如果把科学当作人生的目标，那么还是有大量的人无怨无悔地作这种选择”。德国的学术专家们生活不算很富裕，但也不缺钱，没有后顾之忧，他们在乎的是生命的意义，因此没有无休止的贪欲，对几乎洁癖的科研管理体制并没有什么抱怨。如果他们所从事的这个领域获得好几个SFB项目，他们就有很大的成就感。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弟子们和学术圈里的同行们都在热火朝天地搞研究，就很知足。
科技日报：德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怎么来选择这些国际评审委员？
孟立秋：针对具体的项目，基金会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提名。国际评审委员有的是从以前的洪堡学者中选，有的学者本身可能就参与过基金会的一些研究活动，还有大量的海外德裔科学家。基金会自己还有一个“猎人计划”，经常通过搜索来收录最新的科学家的信息。比如近期在著名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轰动性文章的作者。基金会一般会先向认识这个科学家的德国教授咨询，准确获取第一手的资料，然后才联系并发出评审邀请。连续多年了，德国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中国访问学者和留学生是最大的外国学者学生群体，不少人在读期间或离校回国之后科研成绩显著，但遗憾的是，应邀来做评审的中国学者还太少，和留学生群体的基数完全不成比例，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