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至尾声，这家方舱医院送走最后一位患者
近三年来，方舱医院扮演过很多角色，它曾是阻击疫情的坚固堡垒，是开创性的公卫事件应对手段，也是众多情绪的聚集地，但不管如何，它都将作为抗疫中的一个经典形象，扎进人们的记忆。
12月9日，拎着行李出舱的患者。新京报记者王颖 摄
签下解离通知书后，李文佳结束了在方舱医院的10天隔离生活。离开和来时一样，同样在夜晚，拖着同样的行李箱。不同的是，现在已经没有了10天前的长队，以及弥漫着的紧张气息。
她是这家方舱医院仅剩的2名病人之一。12月17日，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朗悦花园方舱指挥部接到通知，应疫情防控调整，暂时休舱。等剩下2名病人解离之后，留守的医护人员将对方舱做最后的消杀清理。随后，这个一个月前临时开辟的方舱，将会关上大门，完成自己的使命。
11月16日，朝阳区的保障房小区朗悦花园被征用作为临时方舱，以应对朝阳区暴发的新一轮疫情。最高峰时，原本设计承载2400人的北区住进了2800人，随后，南区又接纳了800多人。
12月7日，北京市宣布，优化调整隔离方式。此后，这家临时方舱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每天有100多人递交特殊解离申请书，但也有患者迟迟不愿离舱，在舱外，有患者“提前预约都进不来”。
一个月里，这家临时方舱医院经历了封控与开放、满舱与减舱，如今终至尾声。
“阳了就得去方舱”
“阳了就得去方舱。”这是张聪得知自己核酸阳性的第一反应。
11月23日，社区工作人员上门通知张聪核酸阳性。那一瞬间，张聪觉得“很愧疚”，“因为单元楼要封了，邻居都出不去，感觉自己‘犯罪了’，就觉得应该走。”
她是北京当天新增1648例感染者中的一个，前一天感染者还未破千，24小时内数字几乎翻了一倍。“那一轮疫情传播速度快，传染性强。”朗悦花园方舱总指挥李瑞杰回忆，为应对快速传播的疫情，11月15日，他接到通知，前往朝阳区黑庄户乡朗悦花园组建临时方舱，接收无症状和轻症感染者。
这里原本是朝阳区一处尚未使用的保障房小区，有十多幢18层高的住宅楼，周围是低矮的民房。首先启用的是北区，可容纳2400人。不到24小时的时间，工作人员分隔出了患者居住的“红区”、医护生活的“黄区”，指挥部所在的“绿区”，以及进出消毒的通道，“最紧急的是把普通小区改造成能收治传染病的区域”，李瑞杰称，当时甚至连WIFI都来不及搭建。
11月16日上午10点，朗悦花园北区开舱，首日便入住了500多人。五六日后，入住了近2000人。
朗悦花园方舱总指挥李瑞杰，他待到了休舱前最后一刻。新京报记者王颖 摄
张聪入住时，朗悦花园北区的隔离人数已近峰值。她在24日凌晨两三点转运至朗悦花园，在车内等了2个小时才进入方舱，“前面都是排队的转运车。”当天，北京的夜间气温-5℃，车上不能空调，等到她下车时，“腿都已经冻麻了。”
在张聪的印象中，方舱是那种“几千人在一个棚子里，灯光亮到晚上都不睡不着”的地方。但眼前这个颇为不同——“就像公寓一样”，她入住了7号楼8层的一个房间，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室友，也备齐了牙刷、毛巾、烧水壶等生活用品。
她发现自己入住后的几天，入舱人数在不断增长。方舱内许多两居室加入了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厨房、客厅铺起了行军床。11月28日下午，医护人员敲门，示意张聪的房间要过来一个新的患者，但因为当时自己还没出现症状，就拒绝了。第二天，她发现隔壁房间搬进来一位母亲，带着两个月大的婴儿。
“入住方舱的年龄最大的90岁，最小的只有30天。”李瑞杰称，方舱接纳的无症状与轻症患者里，也有孕妇、婴儿、老人等特殊人群，最高峰时，北区接纳人数达到了2800人。
医护支援的力度很难赶上患者增加的速度。邢媛是北京市第一中西结合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开舱第二天，她就加入了支援队伍，当时只有七八名医生。邢媛记得，有一天凌晨2点至6点，她值班的6号楼接纳了近200名患者。每栋楼的一楼是医护的值班室，那时一楼还没有取暖设备，除了冷和困，医生还得安抚每个患者的情绪，“那是最累的时候。”
直到11月20日，朝阳区和东城区的医护增援，方舱的医护人员才增加至100多人。此后，就像齿轮终于嵌合，医护轮班制开始运转。红区六栋楼，每栋楼配备一名医生，一至二名护士，自早上8点开始至次日8点，每4小时轮一次班。
12月3日，护士长吴春芳带着11位医护，前往南区开辟了新的“病区”。南区原本是密接隔离点，但当时“社会面压力太大了”，又变成方舱，接纳了约800多名无症状和轻症感染者，医护也增加至30多名。
邢媛印象最深刻的，是白天值班时，“像下雨一样”不停响起的电话铃声。方舱里每个人都有自己关心的事儿。除问诊开药外，医护人员还要面对各种“家事” “急事”。
前来询问的电话中，有妻子即将临盆的丈夫，有刚怀孕40多天的孕妇，还有即将参加艺考的高中生。无论用多么婉转抑或激烈的措辞，对于他们来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出舱？”
等待出舱
等待出舱是最漫长的事情，17岁的高中生余福霖最懂得它的滋味。11月26日凌晨，他核酸阳性，被转运至朗悦花园方舱隔离。15天后，就是2023届高考艺考的省考。
11月13日，他独自一人从湖北襄阳来北京参加艺考培训。这是他艺考前最后的冲刺。按照计划，他将于11月24日结束培训，25日返回襄阳，再去武汉省考。然而，计划被新冠打破。11月23日，他开始头疼、发烧，25日，社区通知他核酸阳性。
26日凌晨2点半，余福霖等来了转运的工作人员。他给远在襄阳的母亲发去消息，自己要被隔离进方舱了。至于何时能够返回武汉，成了未知数。
根据湖北省艺术类专业统考考生防疫安排，余福霖需要持有从12月5日开始连续6天的核酸阴性证明，并在12月8日之前抵达武汉参加省考。
来北京时余福霖只穿了件卫衣，一件加绒背心，一条夏裤。28日，寒潮抵京，最高温度只有-3℃，但他每天要在室外排队两个小时做核酸。他住的是三人间，支着平板上网课时，时常会被旁边大哥刷短视频的响声吵到。余福霖逐渐焦躁，即使得不到答案，他还是常问母亲：“我为什么要天天在这里？”
等待也是张聪唯一能做的事情。最先，她在等自己的症状出现，之后，又等核酸结果出来。她以为过三四天自己就会发烧、咳嗽，可第五天、第六天，症状一直没有出现。
11月27日，方舱安排了核酸检测，按照规定，两次核酸阴性、一次抗原阴性，就可以出舱。然而，这一次核酸结果，张聪等了5天。在方舱里，张聪的工作没法展开。她是制片人，需要去各地出差看景、谈合作。那几天，她除了吃饭就是睡觉，“整个人变得焦虑。”
各种情绪开始在方舱内流动。对医护人员来说，除了提供医疗服务外，“最主要的是要安抚那些情绪。”
最后进方舱的人
在成批离开方舱的潮流中，还有一部分人想要逆流进入方舱。
李文佳是12月7日当天进入的方舱。社区上门通知她核酸阳性时，让她自行选择：“有条件可以选择居家隔离，没有条件可以去方舱。”考虑到家中还有一个6岁的小孩，她选择了去方舱隔离。离开时，她还嘱咐丈夫把家中清理消毒。
进入方舱的第一天，她就发现自己是“另类”——她无法出门，但听到楼道中滑轮的声音从未停下，从窗户中望下去，能看到人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离舱。
在方舱里，她的症状开始发作。那是段难熬的日子，她连续高烧两天，接着开始拼命咳嗽，之后，她的味觉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吃土豆只有绵绵的感觉，没有土豆的味道。”她形容。她是山西人，来方舱时特地带了一瓶醋，但她打开醋，喝了一口，发现舌尖也只有刺刺的感觉，没有醋味。
那段时间，有位护士每天一早给她打电话，询问她的症状，高烧有没有退，咳嗽有没有好，比起在家，这里多了能接受专业医疗服务的安全感。听说止咳药没有效，护士又给她送了另一款止咳药。
在这期间，外面越来越多朋友被感染，她在朋友圈看到，有人高烧到39℃，也只能独自挨过。自己表弟一岁多的孩子也感染了，买不到药，半夜两三点发消息求助。
和“放开”前不同，现在更多人是主动选择进方舱。吴春芳记得，周围同事聊天时，说了一句“现在方舱很难进，都需要预约了”。
61岁的梅赣强也是自己想来方舱的。他是江西人，退休后就和老伴来北京帮女儿带孩子，确诊之后，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怕会传染给孩子。家里人也觉得他最好找个地方隔离，听说可以让社区安排，他连忙来了方舱。他有高血压，离开家时忘了带药，在方舱一楼登记后，医护给他送了一模一样的高血压药。
假如把方舱内外的医疗资源看作跷跷板两端，“放开”前后，板子完成了一个你升我降的过程，现在一些医护力量又从方舱回流到了医院。原本，方舱的医护流动以21天为期，但12月7日之后，医院就分派不出人手支援方舱了。12月6日接替李慧的医疗组组长陈亮记得，12月9日，原本抽调过来支援方舱的3名医生，一个感染了，一个来了方舱后就开始发烧，最后只剩下一名医生能正常工作。
方舱内医护也在减员，有些感染了，有些累倒了。吴春芳是方舱内坚持了最久的医护，从11月18日进舱开始，到12月18日出舱，她工作了30天。许多医护出舱休整之后，又站上发热门诊的岗位。这是新的战场。
近三年来，方舱医院扮演过很多角色，它曾是阻击疫情的坚固堡垒，是开创性的公卫事件应对手段，也是众多情绪的聚集地，但不管如何，它都将作为抗疫中的一个经典形象，扎进人们的记忆。
12月9日，国家卫建委要求，要以地市为单位，按照城市的人口规模，把方舱医院升级改造成亚定点医院。12月17日，朗悦花园临时方舱医院宣布休舱，撤出最后一名工作人员后，小区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只剩下一些楼栋上还贴着“封控区” “隔离区”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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